颜李学派(顔李學派)是什么意思
颜李学派的教育思想-诸子百家大辞典
颜李学派的教育思想
颜李学派兴起于明末清初，其代表人物为颜元及其高足弟子李塨。其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吸取了荆公新学和事功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提倡“实学”教育。他们对宋明以来的理学教育进行了猛烈地抨击，认为理学教育只讲“虚文”而不讲“实学”，只谈“虚理”而不重“实用”。使“士无学术，朝无政事，民无风俗，边疆无吏功，其亡可立而待也。”(《习斋记余》)并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批判，认为“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颜习斋先生言行录》)他们把兴教育、办学校、举人才，视为治国安民之本。颜元说：“有人才则有政事，有政事则有太平。”又说：“人才为政事之本，而学校尤为人才之本也。”(《颜习斋先生言行录》)他们基于其经世致用思想，提出教育的培养目标，“便是作转世人”，即“为天地造实绩”的人(《存学编》)。“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颜习斋先生年谱》)。在教学内容方面：他们不仅重视礼、乐之教，而且把水学、火学、工学、天文学、地理学、兵法、射御、技击等，均列为教学科目。颜元说：“凡吾徒者，当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予虽未能，愿共学焉。”(《颜习斋先生年谱》)他们主张“文理兼修”，“教文即以教武”(《李恕谷：《存学编序》)。认为只有“人皆兵，官皆将”，“文武兼备”，方能建立起强盛的国家。反对重文轻武的传统教育。颜元说：“朱子重文轻武，……其遗风至今日，衣冠之士，羞与武夫齿，秀才援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母以不才目之。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己时乎!”(《存学编》)他们非常重视体育，认为体育的价值在于不仅能“健人筋骨，和人血气”，而且能“调人性情，长人仁义”(《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坚决反对程朱“重心轻身”、“主静轻动”的教育，认为这种教育是伤身害生，为害千载。他们还注重农业生产劳动知识的研习。颜元本人不仅“昼勤农圃”，而且研究农业知识，教弟子学习农学。他曾“为王法乾书《农政要务》，耕耘收获，辨土酿粪，以及区田水利，皆有谟画”(《颜习斋先生年谱》)。在教学方法方面：他们基于其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理”即在客观事物之中，即客观事物本身的条理性和规律性。因此，人们认识的对象是客观事物，人们的知识来源于客观事物。颜元说：“手格其物，而后知至。”(《四书正误》)“格”，是变革、实行、实践的意思。他认为人们要获得真正有用的知识，必须“躬行而实践之”，以求诸客观的实际事物。从而便提出了重“习行”的教学主张。他们认为做学问，培养人才的根本途径，即是“习行”，而“行”尤为重要。颜元说：“学而必习，习又必行”，“读书无他道，只须在行字上着力。”(《颜习斋先生年谱》)他们认为“读得书来，口会说，笔会做，都不济事，须是身上习过，才算学问。”(《习斋记余》)如果“心中醒，纸上作，不以身上习过，皆无用也。”(《存学编》他们虽强调“习行”，并非否定读书。颜元说：“岂可不读书”，但不能“将学全看在读上”(《存学编》)。“盖读书为致知中之事，专为则浮学”(《颜习斋先生年谱》)。李塨说：“非教人废读书也，但以读书为学，则不可耳。”(《李恕谷：《论学》)意思是，不能把学习局限在读死书上。认为“凡从静坐读书中讨来识见议论，便如望梅画饼，靠之饥食渴饮不得”(《颜习斋先生年谱》)。他们批评朱熹“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这“无异于教人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士子一旦“入朱门者，便如服其砒霜，永无生机”，因为“终日兀坐书房中”，只能“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软，以致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朱子语类评》)。其结果，病天下，害生民。总之，颜李学派为有清一代的“实学”教育思潮，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颜李学派-诸子百家大辞典
颜李学派
清初颜元创立，由其高足弟子李塨所继承和发展。因李塨在颜学中地位和作用显著，故学者通常将他与颜元合称，名之为“颜李学派”。颜元少年时曾师事吴持明，既读儒学，又兼习兵法、医道。青年时便发愤攻读经世之学，放弃举业，开馆授徒。他开始曾研习陆王心学，后转学程朱理学。逮及壮年时，由于个人切身的感受，并耳闻目睹“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的社会现实，从而由对理学产生怀疑，到最后公然打出反理学的旗帜，走上反理学的道路。颜李学派继承和发展了陈亮尚“用”的思想，形成功利论的思想体系，极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颜元说：“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修礼乐”。李塨进一步发展了颜元的这一思想，还提出了“变法”的主张。他们以功利的观点看待理学，并由此展开对理学的批评。关于理、事问题，他们提出“气先于理”，“理即在事中”，理不能离事而独存。批评程朱分“理”、“气”为二，“理”先于气，“理在事上”的观点；关于体、用问题，他们提出“体用一致”，认为“致用”才是学问的根本，批评理学“既为无用之体，则理亦虚理”。大声疾呼：“浮文是戒，实行是崇，使天下群知所向，则人才辈出，而天下太平矣。”(《存治编·学校》)，关于知行问题，他们认为“行不及，知亦不及”，主张“由行得知”，反对程朱理学“知先行后”的观点。认为致知主要不在读书、讲问、思辨，而在“亲下手一番”。(颜元《四书正误》卷一)颜元说：“道不在读书章句，学不在颖悟诵读，而期如孔门博文约礼，身实学之、实行之。”(《存学编·太仓陆桴亭书》)关于性形问题，认为“性即气质之性”，“舍形则无性”，提出“践形尽性”的主张，反对程朱关于理善而气质有恶的说法，指出“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乌得谓理纯一善而气质偏有恶哉?”(颜元《存性编》卷一)关于道艺问题，崇尚艺能，治学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要，旁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之类。颜元主讲漳南书院时，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诸科，对农技、兵技等实用性科目最为重视。他说：“妄有《存学》一编，复明周孔六德、六行、六艺、而于六艺尤致意。……六艺是六德之作用，六行之材具也”(《习斋记余·大学辨业序》)。又说：“艺精则行实，行实则德成矣。”(《四书正误》卷3)李塨继承发展了颜元重艺思想，认为六艺“可以修齐、可以治平”。(李塨《圣经学规纂》卷二)还进一步提出，习行六艺要“参以近日西洋诸法。”反对程朱理学静坐读书，空谈性命之学。关于义利问题，他们提出要“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批评理学关于“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主要理论著作有颜元的《四存编》及李塨的《大学辨业》等17种，大部分收入光绪初年的《颜李遗书》汇刻本。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投稿及网络搜集，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联系QQ：37996619（同微信）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