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四库全书之编纂

乾隆三十八年，开设四库全书馆，任皇子及大学士为总裁，各部尚书、侍郎等为副总裁；然实际荷编纂之任者为纪昀、陆赐熊、孙士毅，所谓总裁官者也，三人中犹以纪昀负责最多；其他分任编纂之官者皆极一时之选，如总目协勘官则为任大椿，篆隶分核官则有王念孙等，校勘《礼乐十典》则有戴震、邵晋涵等，校辨各省送到遗书则有朱筠、姚鼐等。副总裁以下与共事者三百余人，历十年余始竣厥事。其搜集有藏于宫廷者，有藏于翰林院者，有名儒所编者，有督抚奏呈者，有私家进献者，有流传于世间者，集类分成经史子集。各书俱经撰有提要，将一书原委撮其大凡，并详著人世爵里。总计四库著录之书，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万九千七百卷，存目共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万三千五百五十六卷，经史子集中又各分若干类。
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告成，于是，分钞七份，先后建七阁以贮之：
（一）文渊阁——在北平禁城文华殿后。
（二）文源阁——在西郊圆明园，咸丰十年毁于英法联军。
（三）文溯阁——在奉天（今辽宁）行宫，今移存北平。
（四）文津阁——在热河避暑山庄，今移存北平。
（五）文汇阁——在扬州大观堂，毁于洪杨之乱。
（六）文宗阁——在镇江金山寺，毁于洪杨之乱。
（七）文澜阁——在杭州西湖孤山麓，半毁于洪杨之乱，现已补钞，移存浙江图书馆中。

《四库全书》之编纂：背景、过程、方法与影响

一、编纂背景

1. 政治动因

   • 文化控制：乾隆帝借修书之名行"寓禁于征"之实，通过征集全国图书查缴违碍文字，强化思想统治。

   • 盛世修典：仿效明代《永乐大典》，以大型丛书彰显"康乾盛世"的文治成就。

2. 学术基础

   • 考据学兴盛：乾嘉学派（如戴震、纪昀）的文献考据能力为校勘整理提供学术支持。

   • 图书积累：清代官方藏书（如武英殿、翰林院）与民间献书（如范懋柱天一阁、马裕家藏）构成文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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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纂过程（1772–1782）

1. 启动阶段（1772–1773）

   • 征书诏令：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诏征集天下图书，要求各省督抚、藏书家进献。

   • 设立四库馆：乾隆三十八年（1773）正式开馆，由永瑢（乾隆第六子）领衔，纪昀、陆锡熊任总纂官。

2. 整理阶段（1773–1782）

   • 图书审查：

     • 著录书（收入《四库全书》者，约3,500种）

     • 存目书（仅列书名提要，不录全文，约6,800种）

     • 禁毁书（被视为"违碍"者，约3,000种遭销毁，如钱谦益《列朝诗集》）

   • 校勘分类：

     • 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下设44小类（如经部分易、书、诗、礼等）。

     • 每书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辨作者、版本、内容真伪及学术价值。

3. 抄录与贮藏

   • 七阁抄本：

     • 北四阁（宫廷藏书）：文渊阁（北京紫禁城）、文溯阁（沈阳）、文源阁（圆明园）、文津阁（承德避暑山庄）

     • 南三阁（江南士子阅览）：文汇阁（扬州）、文宗阁（镇江）、文澜阁（杭州）

   • 抄写规范：

     • 由3,800余名抄书吏誊写，规定每日1,000字，错字超限则罚俸。

     • 采用"朱丝栏"界格，每半页8行，行21字，统一装帧（绢面包背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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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纂方法与学术特点

1. 文献处理方式

   • 校勘严谨：对比多种版本（如宋元刻本、内府藏本），由戴震、周永年等学者负责考订。

   • 删改违碍：对涉及夷夏之辨、反清思想的文字进行抽毁或篡改（如岳飞《满江红》"胡虏"改"匈奴"）。

2. 分类体系创新

   • 四部分类法的完善：在传统分类基础上细化，如子部新增"天文算法""西学"类目。

   • 《总目提要》的学术价值：纪昀主持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200卷，成为中国目录学集大成之作。

3. 辑佚与考辨

   • 从《永乐大典》辑佚：邵晋涵、戴震等从中辑出《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500余种佚书。

   • 辨伪学发展：如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影响《四库》对伪《古文尚书》的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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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响与评价

1. 积极贡献

   • 文献保存：系统整理先秦至清初的典籍，许多孤本因《四库》得以流传（如《水经注》戴震校本）。

   • 学术规范：确立校勘、分类、提要撰写的方法论，影响后世古籍整理（如《续修四库全书》）。

2. 负面批评

   • 文化摧残：禁毁书籍数量庞大，导致部分文献永久失传（如明代野史、反清著述）。

   • 篡改原文：为政治需要删改文本，损害文献真实性（如对涉及女真、蒙古的记载多有润饰）。

3. 现代意义

   • 数字化的新生命：今有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便于检索与研究。

   • 学术争议延续：学者对《四库》的文献价值与政治意图仍有不同评价（如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纠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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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清代官方学术工程的巅峰，既体现了考据学的精密方法，又暴露了皇权对文化的干预。其文献保存之功与思想控制之弊并存，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政策与学术史的经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