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衡中的平衡术

儒家的“中庸之道”，本是对世界和人生的一种态度，主张不偏激，不走极端，保持温和，防止的是由量到质的巨变而付出的沉重代价。 对人，讲究身心的和谐；对社会，主张社会的安定。 但是，这样一种“天地之大道”，却被后人从另一方面加以发挥，成了一些人的处世哲学和把玩人际关系的“驭人之术”，并深深地积淀在华夏几千年的文化中。
翻开中国文化的词典，不知充斥着多少类似“明哲保身”、“枪打出头鸟”、“少管闲事”、“左右骑墙”的俗语。 正是这种对“中庸”的庸俗理解，中国文化在显示出其高尚和深刻的同时，也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完成了由“道”向“术”的蜕变。 也正是这种蜕变，使得中国人成了鲁迅笔下的“冷漠者”，成了胡适笔下的“苟且者”。
这方面对“中庸”的发挥，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被我们津津乐道的“平衡术”。所谓的“平衡术”，就是把自己所能掌握的多个方面的人脉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使之发挥最大效用为自己所用。 在这里，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平衡”，不能让一方占据上风，而是让其相互牵制，从而让自己能够坐山观虎斗，爬在桥头看水流。 比如一个高明的帝王，绝对不会偏执于是非善恶，而是让各种人才尽可能地发挥最大效用。 所以，他们忠臣也用，奸臣也用，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用忠臣来牵制奸臣，用奸臣来遏制忠臣，从而达到稳固自己权力的目的。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个善于玩弄这种驭人之术的高手。 史书记载，唐太宗很重视李绩的能力，希望他助太子。 晚年的时候，他对太子说，李绩是人才，你应该重用他，但你对他无恩，我先贬他，待你登位后，立即起用他，升他的官，他必为你效死力。 果然这一招甚是有力，日后便成为历代帝王用人的不传之秘。
《清史》记载，顺治皇帝离世之前，把康熙确认为自己的接班人。 但当时的康熙只有八岁，必须要找大臣辅政。 找什么样的大臣呢？ 顺治确实动了一番脑筋的。 如果找皇亲国戚辅政，怕他们坐大夺权，危及皇位。 到皇室以外去寻找，又怕他们不和小皇上同心同德。 经过一番挣扎，顺治最后找来了四位自己对其有恩的大臣，并委以辅政之大权。 这四个人分别是索尼、鳌拜、遏必隆和苏克萨哈。 这四个人自然感激涕零，一同发誓：誓协忠诚，同生共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 而且还强调，不私下与诸王贝勒等府往来，不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大恩。 他们四人的誓约，当然有诚意，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一个监察制度，或者是在他们之间制造一种平衡，才不会诱惑他们四人越轨，为康熙的亲政争取时间。
在四个顾命大臣之间维持平衡的正是大清朝那位了不起的女人——孝庄太皇太后。孝庄的精明在于，她没有来个垂帘听政。 据说当时也有人劝她垂帘听政，但她坚决拒绝。 因为她不居其位，所以不会变箭靶，政治出现不平衡的时候，她反而可以潇洒而又主动地处理问题。如果她好虚名而居其位，肯定是居虚名而受实祸，会处处受制于人。
由于孝庄的努力，四位顾命大臣最初是平衡的。 但索尼一死，鳌拜便立即扩大实力，他首先收买了遏必隆，因为这个人见风转舵，容易对付。 另外一个苏克萨哈呢？ 他和鳌拜对抗，极力树立自己忠贞的形象，表明自己是为了国家而对抗鳌拜的。 其实，他的目的也是为了夺权，不过是走了一步险棋，以为靠所谓的忠心，便可以得到朝廷的支持打倒鳌拜。 可是苏克萨哈打错了算盘。 因为当时鳌拜的力量过于强大，康熙当时还未成气候，斗不过鳌拜。 为了赢得时间，孝庄最后只好借苏克萨哈的人头一用，助长了鳌拜的骄傲和自大狂妄，并最后用他的嚣张打倒了他。
果然是一步高招。 孝庄因此而换来几年时间，培养了康熙的实力，最后战胜了鳌拜。这也是在不平衡中的平衡术。看来，对那些深谙平衡之术的人来说，他们的眼里没有是非曲直，更没有忠奸善恶，唯一需要的就是不让任何一方独大，威胁自己的安全。而这种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得不说是受了“阴阳”思维的影响。
也正因为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奸臣。 小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奸臣丑恶嘴脸的时候，恨不得杀之而后快。可是，当时的君主为什么没有看出他们是奸臣？他们无恶不作，擅权独断，为什么不杀之后快？
其实，问题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否则，奸臣早就不存在了。 恰恰相反，很多奸臣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却都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 高力士之于唐玄宗，秦桧之于宋高宗，魏忠贤之于明熹宗，和绅之于乾隆，都是这样。 大伙都说你坏，皇帝也说你坏，那是恶臣不是奸臣。 奸臣的特点是无论他做多少坏事、害多少人，他都会被重用、被提拔，都会讨得皇帝的欢心。
皇帝糊涂吗？ 不是的。 历史上的大部分皇帝对忠奸是有着最为基本的判断的，他们知其奸而用奸，是有其理由的。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理由估计就是平衡。 从国家的长治久安出发， 皇帝喜欢忠臣，但忠臣有时确实让皇帝很难受。 圣明如唐太宗者被魏征犯颜直谏惹恼了，回到家中都会恨恨地说：“这老不死的，总有一天我要宰了他！”忠臣得天下之正道与天下之人心，追求真理又有群众基础，免不了对皇帝的权威与尊严构成莫大压力。 一旦压力过界，奸臣的作用就表现出来了。 这时，奸臣就好似皇帝放出的一条狗，小者可以让忠臣疲于应付，重者可以让其送命，最后的结果是给忠臣以警告，让皇帝很好地驾驭他，别以为自己是忠臣就翘尾巴。 另一方面，忠臣被害死了，也可推到奸臣身上去，不会损坏皇帝的圣明。
许多人认为自古忠奸不两立，他们没有看到，从皇帝的角度讲，这忠奸恰如硬币的两面。 正因为此，每个朝代好像都有奸臣，《宋史》的编纂者还专门为奸臣写了传记，名之为《奸臣传》，不得不让我们深思。 其实，奸臣的存在，正是统治者手中的一颗棋子，它的作用并不在于为国家出力报效（他们也没有这么做），而是牵制忠臣，防止忠臣蜕化成奸臣。 通过两股力量互相制衡，皇帝的政权才得以稳定，才能高枕无忧。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不能不说里面蕴含着中国人的大智慧。 但是，这种驭人的“平衡术”是通过内部“互相残杀”的方式来换取整体结构所需要的平衡的权术。 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是一种致死的疾病，而非良性的互动和稳定。 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整个结构系统暂时的平衡和稳定，是通过带有大面积杀伤力的“内耗”为代价来实现的。 但从长远来看，它则有着难以计量的负面效应。 尤其是当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纳入到整个民族的生存模式当中去的时候，更是成了挥洒不去的阴影。
诸葛亮总结历史教训时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倾颓也。”（《出师表》）但是智者的告诫总是显得自作多情，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因为几个人的呐喊而改变方向。 一切寄托于个人的好恶，一切依靠人的自觉，而没有一个民主性的政治体制，奸臣就会大有市场，总能被提拔被任用。 以此观照历史，从秦汉到明清，每个朝代莫不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