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图腾崇拜”到“祖先崇拜”

正如我们上面所讲的，“图腾崇拜”中包含两种必不可少的因素：一种是自然的力量，一种是血缘的联系。 尽管“图腾崇拜”是世界各民族文明初都普遍存在的现象，但以后却在各大文明圈中衍生出了不同的文化形态。 以古希腊文明为肇始的西方文明紧紧抓住了“图腾崇拜”中的自然因素，将“图腾崇拜”演变为一种对大自然力量的敬畏，对造物主神奇的感慨。 最终，西方的“图腾崇拜”在经历了“万物有灵论”这样一个阶段后，走向了人格神的崇拜。 其中的原因，我们在前面讲述“蓝色文明VS黄色文明”的时候已经讲过了，这里就不再赘述。
至于以中国文化为标志的黄色文明，是在农业生产的生活方式中发展出来的。 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黄河流域的平原土质松软，天然适合种植。 随着铁质农具的出现，远古的中国人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农业的生活方式。 而且，频繁的洪涝和水灾迫使他们必须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组织，以应对大自然的侵犯。 正如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所说的那样：“中国文化发扬于黄河流域，黄河通过黄土地带，黄土覆盖着华北几省的广大地区，土质松软，经常有一百尺到三百尺的深度，因之黄河夹带着大量泥沙，随时有阻塞河床、冲破河堤、淹没人畜、损害耕作物的可能，局部治理无济于事。”①
因此，与生活在爱琴海区域的古希腊人不同，生活于黄河流域的远古中国人的天职不是去海上冒险，而是要兴修水利。 这种工作不是少数人所能完成的，而且也不是某个部落群体单独所能完成的，它需要大量的人力和高度组织的社会机构。 因此，同西方社会相比，中国人的社会化程度在远古时代就已经非常高了，他们生活在一起，而不是居无定所；他们为了生存在氏族首领的带领下互相协助，共同劳作，而不是孤零零地一个人面对苍穹； 他们对大自然虽也充满着敬畏， 但最为关注的还是群体生活，一种基本上是靠血缘凝聚起来的氏族群体。 我们不应忘记，传说中夏代的创始人禹就是以治水起家的。
正是这种黄色文明，使得中国人的信仰没有导向神秘的自然界，而是导向了现实生活中的祖先崇拜。 所谓的祖先崇拜，其实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血缘崇拜，另一部分是生殖崇拜。其实血缘崇拜和生殖崇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生殖就无所谓血缘。 我们前面说了，伏羲“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发现的正是这种生殖的秘密。 生殖源于两性的交合，所以他将阴阳交合的规律扩充至整个宇宙，推演八卦，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但阴阳交合而生万物，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 这里，“生者”和“所生”之间就有一种割不断的血缘纽带。
如果对世界各民族初期文明形态进行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在经历了“图腾崇拜”的阶段后，并没有形成对神的崇拜。 那么，中国人崇拜什么呢？ 崇拜“帝”。 翻开历史，那些备受我们尊重且崇拜的人物，对他们的尊称无不带有一个“帝”字。 比如黄帝、炎帝、帝喾、帝尧、帝舜…… 在我们中国人眼里，至善至美的不是神，也不是上帝，而是“三皇五帝”。 这些人物不是天上的神，而是地下的人。
按照《古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皇”，原义是“大”和“美”，有至美至善之义；②所谓“帝”，有“花蒂”之义，因为从甲骨文的字形开看，“帝”上面像花的子房，中间像花萼（花瓣外面的绿片），下面下垂的像雌雄花蕊。 王国维先生则取其引申之义，将古人的“帝”解释为“阴蒂”，暗含对生殖血缘的崇拜。 ③
后来，人们则用“帝”字来尊称那些因为特殊功勋而成为部落联盟的领导者。 所谓“三皇五帝”，正是这样的人物。 正是由于对生殖的重视、对血缘的崇拜，才使得远古的中国人用这样的尊称来代表本部落的首领，以区别于其他部落。 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也表明中国人是通过血缘和生殖而凝聚在一起的，从而排斥其他氏族和部落。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为了表明其地位之崇高无比，则采用三皇之“皇”和五帝之“帝”二字构成“皇帝”的称号。 自此以后，历代君主纷纷仿效，称自己为“皇帝”，而称统治范围内的老百姓为“子民”。 我们从这些字眼中，仍然看到了血缘生殖崇拜的影子。
中国人正是从“图腾崇拜”开始，经由对“帝”的崇拜，最终导向了对祖先的崇拜。而这一切是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和氏族社会的瓦解而出现的。 私有制的出现，使得“帝”所领导的部落联盟制和氏族社会这种“原始共产主义”一去不复返了。“帝”虽然成了尘封的记忆，但对血缘生殖的崇拜却在古代人的思想意识中扎下了根。 于是，这种对部落联盟的崇拜最终导向了私有制的最小单位——“家”的祖先的崇拜。 这也正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祖宗”。
“祖宗”这个词，我们再熟悉不过了，可是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个词的来源。“祖”字，是由“示”和“且”两部分构成。 按照《古文字学》的解释，“示”表示的意思是“灵感”，暗指人的“灵魂”或“精灵”。 ④而“且”，按照郭沫若的解释，类似于男性的生殖器，则是古代“牡”的初字。 ⑤可见，祖先之所以值得崇拜，是由于其有生殖血缘的能力，这种能力并不是来自上天的“神”，也不是来自自然界的“灵异”事物，而是来自我们的祖先，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
至于“宗”字，则是指的古代祭祀的“庙”。 “宗”字是由“宀”和“示”两部分组成，前者表示的是“房屋”或“室”，而后者则表示的正是祖先。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把死去的祖先放在室内，加以祭祀怀念。 正如清代王筠的解释：“示者，室中之神也，天地神祗，坛而不屋，人鬼则于庙中祭之。”⑥可见，对祖宗的祭祀，也不是像西方的毕达哥拉斯那样杀掉一百头牛来祭奠天上的神，而是祭祀死去的前辈，表示对他们的顶礼膜拜。
西方总是把自然界的现象归于“上帝”的神秘统一。 而我们中国则不是如此，我们总是把一些无法解释的奇迹归结到早逝的祖先身上。 西方总是把天上的“神”打扮成人的模样，而我们的文化总是把人说成“神”。 直到今天，我们说到历史上的一些叱咤风云的人物，仍然会不由自主地将其神化。 比如古代的巢氏、燧人氏、神农氏、伏羲氏，他们一方面是氏族的伟大领袖，另一方面也是伟大的发明家。 黄帝行医（《黄帝内经》就是托“黄帝”之名）、仓颉造字、唐尧制定历法等故事，也将人类文化的历史进程归结到列祖列宗个人身上，让他们成为了我们永远敬佩和怀念的“神人”。 司马迁在《史记》的一开篇，就对宗族的谱系非常看重，用了大量的篇幅描述了夏、商、周三代王祖德谱系，可见中国人对血缘生殖的崇拜和重视。 正是这种由生殖所带来的血缘上的联系，将远古的中国人凝聚在了一起，在世俗的现实生活中，在“血浓于水”的亲情人伦中，找到了依托，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从此不再孤独。 所以，我们没有去崇拜上帝，我们的文化也没有产生宗教。
远古的人类不仅对自己的出身非常敏感，而且还关注“天”。 “天”就在我们头的上方，无边无际，让人类看到了自己的渺小，而且天还喜怒无常，刮风下雨，完全不听人的支配。所以，远古的中国人在产生“祖先崇拜”的同时，还出现了另外一个东西——“天命”。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敬畏天命，并不是信仰鬼神。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否则，我们就会把中国人的世俗文化看作是一种宗教文化了。 在中国文化中，“天”和“神”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概念，“天”不是“神”，“天命观”也不是有神论。 ⑦中国人眼中的“天”虽然高高在上，但它却不是和世间隔离的，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 世间的善事可以感动上天，上天也会降下不祥之兆来惩罚世间的恶事。
再者，中国人眼中的“天”并不是一个“神”，尽管《西游记》等神话中说玉皇大帝是天上最高的神，但却没有直接把“天”直接当作神来看待的。 尽管我们知道今天还有着“老天爷”的口头禅，但我们的脑海中却从来没有构造臆想一个“老天爷”的形象。 比如，他长什么模样，多大年龄，穿什么衣服，喜欢什么，厌恶什么，等等。
这一切当然都要归功于后来的孔子。 正是孔子，对古代的“天命观”进行了改造，使之与人的生存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而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在现实世界又构造出一个“理念”世界。“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论语·子罕》）意思是说，孔子很少谈到“利”，他谈的最多的是“仁”和“命”。 孔子还说：“吾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可见，在孔子的学说中，“天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是对于“鬼神”，孔子一般没有直接谈论过，或者避而不答，或者敬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当他的学生季路问及如何祭祀、侍奉鬼神的时候，孔子说的很明白：“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
正是这种对“天命”的理解使得中国的文化没有导向西方式的宗教文化，而是转向了一种世俗伦理文化。 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既需要一个特殊的历史际遇，又需要像孔子这样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努力和改造。 其实，正如“图腾崇拜”在人类文明初期普遍存在一样，“神灵崇拜”在远古文明时期也是普遍存在的。 可以理解，远古的人类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他们不能解释、不能控制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 这使得他们不得不相信在自己的生活之外，还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这种力量对人的生活有着绝对的权威，掌握着人类的生杀大权。 生活在地上的我们就好比任人宰割的羔羊，也许除了“讨好”天上的神灵以外，好像没有任何选择。
中国也不例外，在早期，特别是在周朝之前，中国人对宇宙的认识也是充满了宗教信仰与神灵崇拜的意味。《尚书·吕刑》说，蚩尤作乱之后，社会混乱，酷刑泛滥。人们向上帝诉说苦难，“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 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人世的血雨腥风让上帝心生怜悯，于是命令重和黎断绝了天地之间的通道。一个负责管天，一个负责管地。 绝地天通是上古人类社会的重大事件，从此人、神分离，只能通过专职的巫觋传达上帝的旨意。
这个“绝天地通”的历史，乃是代代相传的故事，它隐含的意义非常重大，意味着上天和人世之间已经有了无法跨越的鸿沟和界线，充满着浓厚的宗教意味。 在“绝天地通”之前，人和天的沟通是很便利的，没有被任何人所垄断。 按当时人的思想，天地相隔并不太远，可以相通，交通的道路就是靠着“上插云霄”的高山。
因此，《吕刑》“绝地天通”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了远古先民的天、天帝、神灵信仰状况。在古人的思想观念中，上帝居于高高的天上，俯察大地上人世间的民生与秩序。与人间的商王一样，上帝也有帝庭，其中有若干自然神为官为臣，施行其意旨。卜辞中出现的所谓帝史、帝臣、帝五臣正、帝五工臣等皆是上帝统属之下的天神之官，五臣正或五工臣可能就是泛指日、月、风、雨诸天神。 帝的权能遍布自然界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可以“令雨”、“令风”、“足年”，控制风雨雷电，控制农作物生长和年成丰歉，主宰人类社会生活，甚至人间君主的命运，比如“帝令往来无灾”、“帝受我又（佑）”等。（罗振玉：《殷书契》乙篇）古希腊早期文明也信仰神灵， 但这种文明敬畏的是大自然的神秘和和谐， 追求的是向外超越，最终导致了宗教文化。而中国早期文明信仰神灵，却和“祖先崇拜”结合在了一起，把“天”拉到了地下，走的是由“神化”到“圣化”的路子，最终形成了一种世俗伦理文化。
在殷商人眼里， 天地自然之神和祖宗先妣之灵是结合在一起的。祖先是会死的，但死亡的仅仅是他们的肉体，灵魂并没有死，而是“宾天”了。 他们“宾天”以后，就到了上帝的左右，也成了“帝”，称之为“宾帝”。 《逸周书·太子晋》有这么一句话:“吾后三年将上宾于帝。”这里所说的“上宾于帝”其实就是死亡。 正如（晋）孔晁所注释的那样：“言死必为宾于天帝之所。”着他们的子孙，通过祭祀来享受子孙的供奉，通过与“上帝”的亲密关系而赐福于子孙。 于是，地下的王就可以通过“宾帝”与“天”沟通了，而“通天”的方式就是祭祀。 通过对逝去祖先的祭祀，既可以与“上帝”沟通，也可以起到联络亲族、凝聚血缘的作用。
但殷商太迷信“上帝”了，它把“天命”当成了一种硬梆梆的东西， 认为只要自己在地下认真地祭祀，他们的祖先就一定会保佑他们，而不会理会他的子孙在地下做了些什么。于是，殷商人堕落了，总以为自己有天上的“上帝”看着，有自己的列祖列宗保佑着，所以胡作非为，荒淫无度，还天真地以为可以高枕无忧。 商朝后期，纣王无道，残暴至极，令人发指。《淮南子·要略》指出：“文王之时，纣为天子，赋敛无度，杀戮无止，康梁沉缅，宫中成市，作为炮烙之刑，刳谏者，剔孕妇，天下同心而苦之。”而这时，身为诸侯的周文王却在暗暗组织力量，收买诸侯，做叛商的准备，使得“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史记·周本纪》）可是，纣王自己却有恃无恐， 因为天命神学的意识形态在他的脑子里扎根了。 当殷王朝大臣祖伊听说西伯的活动后，告知纣王，纣王却满不在乎，还嚣张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史记·殷本纪》）我的王位是老天封的，这种命运谁又有本事改变呢？
就这样，一个信奉“天命”和祖先保佑的王朝灭亡了。 伴随着商朝同时灭亡的还有其信仰的天命神学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 因此，周朝灭商，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非常重大， 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种改朝换代的历史事件， 而且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变迁，一种信仰体系的崩溃，是人文观对天命神学观的胜利。 如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所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⑧自此，中国文化的天人不再分离，硬梆梆的“天命”也不复存在，“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这一思想在后来经过孔子“克己复礼以为仁”的改造，基本上奠定了中国文化的走向和基调。
① ［美］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② “皇”为象形字，金文字形为 ，像点着的一盏灯形，下面是灯座，中间是灯碗，一点表示里面盛满了油，上边是灯焰，火焰盛大明亮之意。《说文·王部》曰：“皇，大也。 从自，自，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也。 自，读若鼻，今俗以始生子为鼻子。”这显然是根据后来的字形和认识所作的解说。 本义当为灯火辉煌。 是“煌”的本字。
③ 王国维：《观堂林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④ 姜亮夫：《古文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参阅陈炎：《多维视野中的儒家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⑤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篇》第一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⑥（清）王筠：《说文句读》，上海古籍书店出版，1983年版。
⑦ 天是中国人的生存境遇，而非人格神。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儒家的性与天道”这一讲里会详细讲。
⑧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观堂林集·卷十》，中华书局，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