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儒学家治经之情形如何

自唐太宗命颜师古及贾公彦折中南北，撰《五经正义》，由是学者皆墨守《正义》，思想亦被《正义》束缚，不能越《正义》范围。仅《仪礼》为当时所采用，研究之者皆甚精博，则非《正义》所能包。此外像李鼎祚之《周易集解》，啖助之《春秋集传》，陆津之《春秋集传纂例》及《辨疑》，虽不在《正义》范围内，但依然是训诂以外无甚发明。

唐代（618—907年）是中国经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儒学在政治、教育、学术领域均占据主导地位。唐代儒学家治经的情形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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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官方经学的统一与《五经正义》的编纂

1. 背景：

   • 南北朝经学存在南学（重义理）、北学（重训诂）之分，隋代已开始融合，但未完全统一。

   • 唐太宗为巩固统治，命孔颖达等人编纂《五经正义》，作为科举考试和官学的标准教材。

2. 《五经正义》的特点：

   • 内容：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

   • 方法：以南北朝经学注疏为基础（如南朝皇侃、北朝刘炫），兼采南北之长，注重训诂与义理结合。

   • 影响：

     • 结束了汉代以来经学的纷争，确立了官方经学的权威。

     • 成为科举考试的唯一标准，限制了经学的自由发展（“疏不破注”）。

3. 代表学者：

   • 孔颖达（574—648年）：总纂《五经正义》，主张“注宜从经，疏不破注”，强调经典文本的稳定性。

   • 颜师古（581—645年）：著《五经定本》，统一经典文字，消除南北朝以来的文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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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

尽管《五经正义》占据官方地位，但唐代经学研究仍呈现多元化趋势：

1. 《春秋》学的兴盛：

   • 啖助、赵匡、陆淳：突破《五经正义》的束缚，质疑《左传》权威，主张以《公羊》《穀梁》解经，开宋代“疑经”风气之先。

   • 影响：推动《春秋》学从章句训诂向义理阐发转变。

2. 《周易》研究的新动向：

   • 李鼎祚：编《周易集解》，汇集汉魏至唐的象数易学成果，为后世研究汉易提供重要资料。

   • 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调和象数与义理，但偏重王弼玄学易传统。

3. 礼学的实践化：

   • 《大唐开元礼》：由萧嵩等人编撰，系统整理唐代礼制，将儒家礼学应用于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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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举制度与经学的结合

1. 明经科与进士科：

   • 明经科：以《五经正义》为考试内容，注重记诵，选拔通经人才。

   • 进士科：初重诗赋，后渐增经义内容，推动经学与文学的结合。

2. 影响：

   • 科举考试强化了《五经正义》的权威，但也导致经学僵化（“帖经”考试鼓励死记硬背）。

   • 部分学者（如韩愈、柳宗元）批判科举流弊，主张回归儒学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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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唐以后的经学革新与儒学复兴

1. 韩愈与李翱：

   • 韩愈（768—824年）：

     • 提出“道统论”，主张直承孟子，排斥佛老，强调《大学》《中庸》的修身治国意义。

     • 著《原道》《师说》，推动儒学从经学向心性之学转变。

   • 李翱（772—841年）：

     • 著《复性书》，融合儒家心性与佛教禅学，为宋代理学先导。

2. 柳宗元与刘禹锡：

   • 批判天人感应学说，主张“天人不相预”，推动经学与理性思想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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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唐代经学的特点与影响

1. 特点：

   • 官方统一与民间多元并存：《五经正义》垄断科举，但啖助、韩愈等学者另辟蹊径。

   • 经学与政治紧密结合：礼制、科举均以经学为基础。

   • 佛道影响下的儒学调整：韩愈、李翱等尝试回应佛道挑战，开新儒学先声。

2. 影响：

   • 为宋代理学奠定基础（如韩愈的道统论、李翱的复性说）。

   • 《五经正义》成为后世经学研究的经典范本，影响直至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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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唐代经学以《五经正义》的编纂为标志，实现了官方经学的统一，但也因科举僵化而受到批判。中唐以后，韩愈、啖助等学者突破传统，推动儒学向义理化和心性化发展，为宋代理学的兴起铺平了道路。唐代经学既是汉代经学的总结，也是宋代新儒学的开端，在中国经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