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才是最重要的

德国著名文化哲学家卡西尔曾经断言：人是符号的动物。人之所以比动物更伟大，在于人能够在现实世界中抽象出观念性的东西，然后再用符号表示观念，对现实世界进行分类。①比如，我们在生活中看见很多三角的东西，我们就用“三角形”这个概念来指称所有这一类的东西。
但是，有些概念符号在现实世界中是没有相对应的东西的，比如，我们每天都吃水果，但我们谁也没有见过“水果”，我们仅仅见过苹果、梨、葡萄……西方中世纪有个哲学家叫奥康，他就认为，我们人类创造出了很多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而后又被这些东西束缚住了。比如上面这个例子，我们仅仅有“苹果”、“梨”、“葡萄”这些概念就够了，根本不需要再在这些概念之上搞出“水果”这么个东西来，因为现实世界中根本就没有一个东西与这个概念相对应。②比如你说“我想吃个苹果”，别人可能就会给你拿一个苹果过来。但是，如果你说“我想吃个水果”，别人估计就不知道你要吃什么。所以奥康认为，像“水果”这样的概念，就应该在词典里删除，免得制造一些麻烦。
可是，从现实世界走向观念世界是人的本性，并不是奥康说删除就删除的。纵观世界任何民族，其实都有两个历史：一个是事实的历史，另外一个是观念的历史。事实的历史就是实际发生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则是人类头脑中产生的意识革命。观念的历史基于事实的历史，但观念和意识一旦产生就具有了独立性，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轨迹，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影响、渗透着人的思维和行为。在古代，观念的历史和事实的历史是并重的，正所谓“左手记言，右手记事”。一只手用笔把发生的事情记下来，另外一只手把感想也写出来。其实二者是不分家的，事实中肯定有观念的渗透，观念中也肯定有事实的侵染，所谓“六经皆史”就是这个意思。
直接塑造一个民族思维，体现一种文化智慧的，正是观念史，而不是实际发生的历史。就拿《周易》来说，直接对我们这些后人产生影响的并不是伏羲如何观天望地，从男女交配孕育生命的现象中获得灵感从而创立八卦的过程，也不是他用八卦来预测吉凶的事实，而是后人从这些事实中抽象出来的观念性的“义理”。如果说男女、雄雌我们还能直观地感觉到，那么，又有谁看见过“阴”和“阳”呢？“阴阳”概念的提出，已经是观念符号了，它表明《易经》中所展现的思维模式已经开始在观念中被符号化了。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是《易传》，而不是《易经》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系辞》），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真如郭沫若和钱玄同两位先生所考证的那样，伏羲眼中阳爻“—”和阴爻“--”代表的就是男女生殖器，这可能是他观察到男女交配孕育生命这个现象后忽然冒出的想法。但以伏羲为代表的古代知识分子绝对不会就此停止，他还要沿着这种想法走下去，去推测和解释整个世界。果然，后人把伏羲的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用此比附天地万物，不仅发现动物也是雌雄交配的产物，而且日月、天地也是相互依存而彼此消长的。③于是，范围越来越大，最后得出了结论：整个宇宙万物都是由两种相反相成的原始生殖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此一来，“阴”和“阳”这一对概念就产生了。最后《易传》对《易经》中所有的卦象做了总结，得出了结论：“一阴一阳谓之道”。
“一阴一阳谓之道”，别看这么简单的几个字，那是经过上千年才总结出来的，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是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了。由此，《周易》所表现出来的思维模式真正地进入了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史，塑造了我们的思维。
①参见［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
②参见赵敦华：《西方哲学通史》（第一卷·古代中世纪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③把伏羲的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的到底是不是周文王？关于这一点，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史记》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但这里有两点疑问：一、惜墨如金的太史公在这句话的前面加了一个“盖”字，看来他自己也不能确定这件事情，仅是推测而已。二、“文王拘而演《周易》”，是否就意味着他把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这种推测也很难成立。据此，很多人对文王演六十四卦的事实表示了怀疑。有的认为把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的正是伏羲本人。早在司马迁之前，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要略》中就说：“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根据这个说法，把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的其实是伏羲本人，而不是文王。后来，东汉的郑玄又提出了神农氏重卦的观点，东晋的孙盛提出了夏禹重卦的观点。这些人虽然在具体观点上存在分歧，但他们一致相信：夏之《连山》、殷之《归藏》都已经是六十四卦的形式了。因此，这个将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的人，应该在夏、商、周三代之前，至少不能晚于三代，但肯定不是周文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