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哪里有固定的模式——“阴阳”思维VS线形思维（之二）

与西方的线性因果思维不同，被《周易》所塑造的“中国式思维”却不是直来直去的，而是阴阳式的。中国人从来不承认有一个最终的支点，更不会说阿基米德和康德那样狂妄的话。相反，在中国人思维的最深处，总是两个相反相成的因素纠缠在一起，而且这两个因素都是活体，相反相成，每时每刻都在相互作用，而不是一方完全处于被动，而另外一方完全处于主动。
正如下面的这个“阴阳鱼”的图形，黑和白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在这个方向上侵染了我的“地盘”，而我却在另一个方向占据了你的“领地”。勾挂连环，变幻莫测。因此，这种思维模式的特点是：迂回，再进入，进入，再迂回，带有的活体对抗和“博弈”的痕迹。我们知道，所谓的博弈，指的就是活体之间的对抗，你的对立面不是僵死的、任你摆布的，而是和你一样能够进攻、能够反抗的。就好比下棋，你每走一步棋子，对方也会走一步；你想把对方吃掉，对方还想把你吃掉。在这种情况下，线形思维是万万要不得的，除非对方不走动棋子，而只有你自己走。但是，这样做就无法下棋了，因为破坏了象棋的规则。
说的这里，我们或许能明白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主要来自对外在自然世界的探索和思考，而外在的自然世界都是“死体”，任你摆布，不存在反抗和斗争。这也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西方社会过于注重“物质资料生产”，过于敬畏自然界的规律，最终形成了线形的因果思维。自然界是客观的，换句话说，自然界是“死”的，只要我们把握了它的规律，就能一劳永逸地控制它。正如做试验，只要满足了试验的条件，就能得到同样的试验结果。所以，西方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发展出了辉煌灿烂的科学技术，创造了无以伦比的物质财富。
而我们中国人，一开始思考的就不是如何去探究自然界的奥秘，而是要在两性之间相反相成的活动中获得灵感，关注的是“人自身的生产”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生命现象。一旦牵涉到生命现象，因果律就完全失效了，因为人不是机器人，而是有意志、有意识的活体，根本就不能按照设计的程序出牌。人生没有规律，如何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规律可循。而《周易》给我们的思维，就是让我们去把握其中的“微妙”之处，体会人生至理，洞察世间万象。知识关乎自然，智慧关乎人生，西方人所拥有的是知识，中国人拥有的才是智慧。智慧哪里有固定的模式呢？康德说的好：给我物质，我能撬起整个宇宙，但是科学定律连一个毛毛虫的生命运动都不能解释①。
西方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对中国的《周易》非常重视。他曾经说：“我们的科学基于因果律之上，而我们都认为因果原理是万古不变的真理。然而，在《周易》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思想，似乎专着眼于机会率（chance）。我们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中国人却极为关心。而我们所崇拜的因果律，他们似乎不屑一顾。”②的确，《周易》所引发的中国传统的思维结构与西方人大相径庭。西方人奉若神明的“因果律”，我们的古人并不十分重视，然而由《周易》所引发的思维模式不是“机会率”，而是“阴阳率”。如果我们把“因果律”和“阴阳率”比较一下，至少能发现几点不同（对照上面的图形）③：
1.对“因果律”而言，“因”和“果”的关系是外在的，相对独立的。“因”不依赖“果”存在，“果”一旦由“因”产生出来，就具有了独立的地位。对“阴阳率”而言，“阴”和“阳”是内在的，彼此纠缠在一起的，谁也离不开谁，是处于整体的结构中。
“因果律”看重元素，“阴阳率”重视结构。最为明显地反映这种差别的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差别（关于中医和西医的比较，我们下面还会详细讲）。西医认为，所谓的疾病无非是病毒进入了人的身体，所以要把病毒杀死；中医认为，人之所以得病，是因为人的身体的整体机能发生了紊乱，所以要增强人的免疫力，辨证施治。
2.从“因”到“果”的过渡，靠的是逻辑推理；强调其普遍性、必然性。而“阴”和“阳”的互动，注重的是“时机”，强调的是“时中”。这里没有必然性的规律，没有普遍性的法则，唯一可做的就是“相时而动，顺势而行”。
“因果律”强调普遍必然，“阴阳率”注重“时机”“变化”，最为明显反映这种差别的则是“科学”和“谋略”的差别。科学都是有证据的，能够预测的，它的功能就是能让我们看到“因”，就能想到“果”；而“谋略”则是没有规律可循的，注重活体之间的对抗、妥协和博弈。所以，中国因受“阴阳率”的影响成为了一个谋略大国，无论是研究战争的《孙子兵法》，还是探讨雄辩之书的《鬼谷子》，无一不打上了谋略的痕迹。
3.“因”和“果”之间的联系是直线单一的，二者的结合是机械的，是表征和被表征的关系，之间没有任何感性联系；而“阴”和“阳”的关系是多重的、内在镶嵌的、互相拥有的。
“因果律”注重机械单一的外在联系，“阴阳率”强调迂回、多重的内在纠缠，最为明显反应这种差别的是“印欧语系”和“汉语”之间的差别。前者是表音文字，后者是象形文字。前者非常适合来写科技论文，传达的信息严谨明确；后者则是天然用来写诗歌的。所以，中国的诗歌很难翻译成英文。西方写史书，写得好像是科学文章；而中国人写历史，写得好像是诗歌。正如鲁迅评价《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北宋的苏舜钦却拿《汉书》来下酒，索然无味的历史书，竟然让中国人写得妙笔生花，正是我们语言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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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其实都包括两部分：世界观和方法论。世界观就是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人生，人怎么生活才有意义；而方法论则是强调如何去思考这些问题，如何实现自己所认为的人生价值。可能只有中国是个例外。她的世界观中包括了方法论，她的方法论中也包含了世界观。而所有的这些，渗透到了中国的文字、艺术、政治、经济、管理、医学等各个领域，让人回味无穷，流连忘返。
①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评述》，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②陈炎：《多维视野中的儒家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③陈炎：《多维视野中的儒家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