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之大意为何

章学诚《文史通义》一书，独具特识，为史学界开一新天地。其自述云：“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又曰：“吾于史学，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又曰：“《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观此，可知其书之意义也。

《文史通义》是清代学者章学诚（1738—1801）的代表作，与唐代刘知幾的《史通》并称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双璧。该书并非系统严密的专著，而是由单篇论文结集而成，内容涵盖史学理论、文献学、学术批评等多个领域，核心思想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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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理论

1. "六经皆史"

• 观点：儒家经典（《诗》《书》《礼》《易》《乐》《春秋》）本质上是历史文献，是古代政教典章的记录，而非神圣不可改的教条。

• 意义：打破经学独尊的传统，提升史学地位，主张从历史角度理解经典。

2. "史意"（史学的根本精神）

• 强调史家须有"史德"（客观公正）、"史识"（洞察力）、"史才"（表达能力），反对单纯堆砌史料。

• 批评当时考据学派（乾嘉学派）的繁琐训诂，主张史学应"经世致用"。

3. "撰述"与"记注"之分

• 撰述：史家的创造性著作（如《史记》），需贯通义理。

• 记注：原始档案汇编（如起居注），只需如实记录。

• 认为二者不可偏废，但高明的史学应超越"记注"而达"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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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学方法论

1. 通史精神

• 推崇郑樵《通志》，主张"通古今之变"，反对断代史的割裂视角。

2. "方志学"理论

• 认为地方志（如县志、州志）是国史的基础，应重视地方文献的整理与编纂。

• 提出方志须立"三书"：志（主体）、掌故（典章）、文征（诗文）。

3. 校雠学（文献整理）

• 继承汉代刘向、刘歆的校雠传统，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分类揭示学术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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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术批判

1. 批评考据学派：

   • 指责乾嘉学者（如戴震）埋头训诂，"擘绩补苴"（琐碎修补），忽视大义。

2. 反对空谈义理：

   • 抨击宋明理学脱离实际，主张"言性命者必究于史"。

3. 反思史书体例：

   • 讨论纪传体、编年体的优劣，提出史书应因时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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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响与评价

• 近代意义：梁启超称章学诚为"清代唯一史学大师"，其思想对20世纪新史学（如胡适、顾颉刚）有启蒙作用。

• 局限性：因当时未被广泛关注，直至清末才被重新发掘；部分理论（如"六经皆史"）仍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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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语录摘选

1. "六经皆史也……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

2. "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

3. "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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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文史通义》的核心是以历史眼光审视学术，主张史学应兼具实证精神与思想深度，既反对空谈，又拒绝琐碎。其理论对现代史学、方志学、文献学仍有重要借鉴意义。若需具体篇章（如《原道》《史德》）的解析，可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