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重经学东汉尚气节其流弊为何

西汉重经学，对于文化事业，只注重搜求遗书，整理文字；而于人文教育，置之不理。故王莽纂汉，争趋附之，恬不为怪。东汉尚气节，名节之士，过于硁硁自守，不苟合当世。然其末流，趋于标榜，遂酿成党锢之祸，此皆偏激之流弊也。

西汉与东汉在政治文化上的取向差异，确实导致了各自不同的社会流弊。这一现象需要从两汉的政治生态、学术风气及士人精神演变来理解：

一、西汉重经学的流弊

1. 经学教条化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利禄之途。博士弟子员制度使学者"皓首穷经"，形成"章句小儒"现象。如《汉书·艺文志》批评"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经学逐渐沦为政治工具。

2. 谶纬神学泛滥
   董仲舒"天人感应"说被极端化，灾异说成为政治斗争手段。汉元帝时"灾异三公免"成常态，成哀之际谶纬盛行，王莽更利用"符命"篡汉，使经学神秘主义倾向加剧。

3. 士风虚伪化
   公孙弘"曲学阿世"开恶例，经术成为"缘饰吏事"的外衣。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诵死人之语"，与桑弘羊形成鲜明对比，暴露经学脱离实际的弊端。

二、东汉尚气节的流弊

1. 名实分离的矫激之风
   光武帝提倡"名节"导致过度表演，如许武"割财"为弟博名（《后汉书·循吏传》）。至桓灵时，出现"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的伪名士（《后汉书·方术传》）。

2. 党争激化的政治灾难
   清议演变为党锢之祸，范晔评"匹夫抗愤，处士横议"。李膺等"以遁世为非义"（《后汉书·党锢传》），最终酿成"党人"集团与宦官集团的惨烈冲突。

3. 道德绝对化的社会分裂
   郭泰"林宗巾"的象征意义显示，东汉末年形成"非黑即白"的道德评判。王符《潜夫论》指出"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群体极化现象。

三、深层制度原因

1. 选举制度异化
   西汉经学异化源于"以经术取士"的功利化，东汉气节变质因"察举制"催生道德表演。仲长统《昌言》痛陈"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之弊。

2. 皇权干预学术
   西汉石渠阁、东汉白虎观会议，本质是皇权规范思想。章帝时《白虎通》将经学法典化，反而窒息学术活力。

3. 士人阶层分化
   西汉经学家多依附政权，如叔孙通制礼；东汉士族却形成独立政治力量，最终导致"清流"与"浊流"的对抗性矛盾。

四、历史启示

两汉流弊共同指向：当学术或道德被制度化为权力工具时，其原始精神必然异化。西汉经学本为"通经致用"，最终沦为利禄之途；东汉气节原系"砥砺名行"，结果变成激进党争。范晔在《后汉书》中揭示的"好名之士"与"纯盗虚声"现象，正是这种异化的深刻写照。这种演变对中国后世"名教"与"自然"之争埋下了伏笔，也预示了魏晋玄学兴起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