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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重经学东汉尚气节其流弊为何

国学文化2025/4/8 9:00:52浏览次数:

西汉重经学东汉尚气节其流弊为何

西汉重经学,对于文化事业,只注重搜求遗书,整理文字;而于人文教育,置之不理。故王莽纂汉,争趋附之,恬不为怪。东汉尚气节,名节之士,过于硁硁自守,不苟合当世。然其末流,趋于标榜,遂酿成党锢之祸,此皆偏激之流弊也。


西汉与东汉在政治文化上的取向差异,确实导致了各自不同的社会流弊。这一现象需要从两汉的政治生态、学术风气及士人精神演变来理解:

一、西汉重经学的流弊

  1. 经学教条化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利禄之途。博士弟子员制度使学者"皓首穷经",形成"章句小儒"现象。如《汉书·艺文志》批评"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经学逐渐沦为政治工具。

  2. 谶纬神学泛滥
    董仲舒"天人感应"说被极端化,灾异说成为政治斗争手段。汉元帝时"灾异三公免"成常态,成哀之际谶纬盛行,王莽更利用"符命"篡汉,使经学神秘主义倾向加剧。

  3. 士风虚伪化
    公孙弘"曲学阿世"开恶例,经术成为"缘饰吏事"的外衣。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诵死人之语",与桑弘羊形成鲜明对比,暴露经学脱离实际的弊端。

二、东汉尚气节的流弊

  1. 名实分离的矫激之风
    光武帝提倡"名节"导致过度表演,如许武"割财"为弟博名(《后汉书·循吏传》)。至桓灵时,出现"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的伪名士(《后汉书·方术传》)。

  2. 党争激化的政治灾难
    清议演变为党锢之祸,范晔评"匹夫抗愤,处士横议"。李膺等"以遁世为非义"(《后汉书·党锢传》),最终酿成"党人"集团与宦官集团的惨烈冲突。

  3. 道德绝对化的社会分裂
    郭泰"林宗巾"的象征意义显示,东汉末年形成"非黑即白"的道德评判。王符《潜夫论》指出"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群体极化现象。

三、深层制度原因

  1. 选举制度异化
    西汉经学异化源于"以经术取士"的功利化,东汉气节变质因"察举制"催生道德表演。仲长统《昌言》痛陈"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之弊。

  2. 皇权干预学术
    西汉石渠阁、东汉白虎观会议,本质是皇权规范思想。章帝时《白虎通》将经学法典化,反而窒息学术活力。

  3. 士人阶层分化
    西汉经学家多依附政权,如叔孙通制礼;东汉士族却形成独立政治力量,最终导致"清流"与"浊流"的对抗性矛盾。

四、历史启示

两汉流弊共同指向:当学术或道德被制度化为权力工具时,其原始精神必然异化。西汉经学本为"通经致用",最终沦为利禄之途;东汉气节原系"砥砺名行",结果变成激进党争。范晔在《后汉书》中揭示的"好名之士"与"纯盗虚声"现象,正是这种异化的深刻写照。这种演变对中国后世"名教"与"自然"之争埋下了伏笔,也预示了魏晋玄学兴起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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