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都走不出的圆圈

说完了《周易》中的“易”，下面就来说一说《周易》中的“周”。我们前面说过，《易经》和《易传》这两部相差上千年的著作被我们的古人统称为《周易》。一个“易”已经让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又出来个“周”字。和“易”字一样，对于这个“周”字的理解也是众说纷纭。看来，要真正理解《周易》，还要在“周”字上费一番脑子。
有人说“周”字指的是周朝。唐人孔颖达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周易》中的“周”不过是一个时间概念，意为“周朝所著之书”。但汉朝的郑玄不这么认为。郑玄说，夏朝、商朝、周朝都有自己的占卜著作。夏朝的是《连山》，商朝的是《归藏》，周朝的是《周易》。但我们现在见到的只有《周易》，夏之《连山》和商之《归藏》都已经失传了。但这里的问题是：《连山》和《归藏》都不以朝代命名，为什么《周易》之“周”字偏偏要解释为“周朝”呢？所以，郑玄认为，《周易》之“周”不是一个时期概念，而是由这本书的精神实质所决定的。它传达了《周易》中的另一个思维特征——周而复返，循环往复，流动不止。
郑玄的解释可能更合理一些。中国文字的多义，即是它的魅力所在，也是错讹横生的根源。幸亏中国人学会了不去“较真”，对是非没有过多的执著。否则，只会自讨苦吃了。“周”字何解？我们可能只能倾向那种更合理的解释，除非有新的出土文物证明这种解释是错的。何况后来的很多著作都是这样评价《周易》的，正如《易赞》中所说的：“《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
《周易》最终还是落在了“易”和“周”两个字上。如果说“易”强调的是“一切皆变”的阴阳互动，那么，“周”体现的则是首尾相接的圆形结构。其实，六十四卦的卦象早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六十四卦本来就是循环往复的封闭系统，即从乾和坤（见左图）这一最简单、最直接的矛盾开始，经过不同的组合和变换，最后到既济和未济两卦完成。但令人深思的是，这一过程的结束恰恰是另外一个过程的开始，因而六十四卦的最后一卦叫做“未济”。意思是说，这还远远没有结束。这也是在提醒我们：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开始了。
正如上面的那个图形，六十四卦并没有一个线性的先后顺序，而是在各自的位置上组成了一个首尾相接的圆形结构。这个圆形结构，也就是“周”，即周而复始也。所谓“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易传·丰》），所谓“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易传·系辞》），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传·系辞》），所谓“方以智，圆而神”（《易传·系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是我们中国人讲得“圆圈”。西方人也讲“圆圈”，但含义却是大相径庭。很多人估计都听说过芝诺的“圆圈悖论”：圆圈里面是自己已经知道的知识，圆圈外面是尚不知道的知识。圆圈画得越大，圆圈里面的范围也就越大，表明你知道的知识越多。可是，圈外的范围也会相应地增大。由此，芝诺得出的结论是：你学到的东西越多，不知道的东西也会相应地增加。
芝诺把学习知识看作画圆圈，充分凸显了西方人的外向扩张型思维。他们总是想把圆圈画得更大，把自然界所有的奥秘都装到自己脑子里。于是，西方文化的发展总是超越性的、批判的、直线的，任何一种学说的兴起，任何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是通过否定自己前面的学说、批判自己前面的观点进行的，所以一浪压过一浪，一浪盖过一浪，看到的字眼多是“批判”、“批评”、“否定”。无论你是大思想家、大科学家还是大艺术家，都逃脱不了被否定的命运。康德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极其高，被誉为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但他却这样评价自己：“尽管后人不能绕过我，但他们一定能超越我。”这是西方人的思维。而我们的中国人的思维呢？中国人的思维不是否定的，而是守成的；不是超越的，而是向源头回归的。先秦文化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源头，可我们从来就没有走出先秦，每一次创新都必须回到源头，到那里寻找创新的灵感。比如，孔子的《论语》，历史上读了几千年，今天还在读，还在挖掘它的新意，而从来没有人去彻底否定它。老子写了一本《道德经》，一共才五千多个字，可是他的后人总是“微言大义”，从中寻找发挥思想的灵感。《庄子》就是借《道德经》发挥出来的，《孙子兵法》中的很多思想也是从《道德经》引申出来的。
后来，有的人总觉得经典不能误读，所以要为六经作“注”，后人觉得作“注”还不够，于是又为“注”作“疏”；“疏”还不够，后人又作了“索引”。所以，中国人的“较真”精神没有用到探索自然界的规律上面，而是用到了考证、探微经典上面了，从而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我注六经”的传统。我们有一个成语“皓首穷经”，就是从这里来的。很多人研究六经，劳心费力，头发都白了。
也许在国人的意识里，经典和圣人已经把“天下至理”都已经说完了，正所谓“以不言为教，无为为君，绵绵若存，物得其真”。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领会圣人的意图，体味经典的含义，而从来没有反思圣人和经典是否说错了。正是这种“我注六经”的思维取向，正是这种“皓首穷经”的探索精神，使得中国人的思维表现出了极大的守成性，从古到今形成了一个走不出的圆圈。
这种“反求诸身”的思维模式，所带来的缺憾就是扩张性思维的欠缺。这可能是中国没有发展出科学技术来的潜在原因，也是中国近代闭关锁国的内在根源。直到今天，我们读小说、看电影，总喜欢看的是历史剧，向历史学习智慧和做人的道理，而不像西方人，喜欢读探险记，喜欢看科幻片。他们总想到未知的领域里寻找新奇，总想到陌生的地方欣赏风景，而我们总是在守住源头，牢牢地抓住经典，在回旋式的思维中重新获取生命的意义，点燃思维的火焰。
西方有西方的优势，东方有东方的长处。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一个东西其实都包含着它的反面。”①一种思维的长处可能正是短处，它的劣势可能正是其优势。西方的思维模式使得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分掠夺和压榨，环境污染、道德沦丧、欲望膨胀正是扩张性思维的恶果；而守成性的思维却让我们始终走不出“天不变，道亦不变”怪圈，以至于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