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和权力的联姻

在周人眼里，“修德”和“敬天”真正地统一了起来。“修德”不是意味着不“敬天”了，西周人对于祖宗的保佑仍然很重视，但他们进一步认为，除了祖先的保佑以外，还要注重人的感情依托，让子民心甘情愿地依偎在自己周围，而不是通过外在束缚和压迫。 由于“祖先崇拜”的历史影响，周朝的君主认为，只有依靠血缘关系将亲情向外扩展，整个社会才能真正的和谐，惟有根据血缘关系区别开关系的亲疏，这个社会才可能真正有秩序。
于是，周朝初期的“修德”，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在血缘情感的基础上重建了人的信仰，而又在信仰依托的基础上制定了“礼”。 凭借“礼”这个象征性的规则，社会有了规矩，有了秩序，确立了上下有等的“大同社会”。 所谓的“大同”不是毫无个性的“民主”和泯灭一切差别的“平等”，而是说每个人都要在社会的网络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唯有“和而不同”，才可能有真正的“大同”。中国古代的“礼制”常被后人追溯到周公那里。 据说“周礼”也是周公制定的。“周公治礼作乐”的传说由来已久。 这个传说不知道有多大的真实性，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周朝确实是一个礼制非常发达的朝代。“周礼”的核心，就是以血缘的亲疏为标准和原则，建立起一种等级秩序，而又根据这种等级秩序建立起社会的秩序。
正如我们在前面讲过的，中国文化在文明演进过程中走的是从“图腾崇拜”到“祖先崇拜”的路径，它抛弃了“图腾崇拜”中的自然力量，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图腾”所蕴含的生殖血缘关系当中来了。 生殖和血缘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有男女之间的交媾，然后才有生殖，有生殖，然后才有血缘。 夏、商、周之前的氏族社会，就是建立在一种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人际关系。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氏族社会解体了，出现了国家。 原来那种信奉、崇拜氏族首领的情感开始积淀到“家”这个基本单位中去了。 正如《礼记》中所说的：“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礼记·礼运》）看来，国家要建立秩序，仍然要依靠、利用这种血缘伦理关系，而且必须从“家”这个最基本的单位开始。
于是，“周礼”最先要做的就是确定“家”的秩序，并以此为基点，层层散播，确立起国家的秩序。 那么，“家”的秩序是怎样的呢？ 就是以父、长子关系为纵轴，夫妇关系为横轴，兄弟关系为辅线，以划定血缘亲疏远近次第。 在“家”中，遵循的是“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关系不能颠倒，角色不能混淆，因为这是“人道之大者”。 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不同，关系的亲密程度也就不同。 这种关系的亲疏，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还要通过外在的标识物体现出来，让人们在处理家庭关系时，有规矩可循。 这一点，在“五服关系”中表现得十分清楚。
所谓“五服”，最直接的解释就是五种不同颜色、不同样式的衣服。 那么，这些衣服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是祭祀死者时所穿的丧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穿孝”、“戴孝”。“五服”具体指的是斩哀、齐哀、大功、小功、缌麻五种名称，统称为五服。 每个家族成员与死者的血缘关系亲疏不同，所穿的服饰也大有差别。 这就是“遵礼成服”。
礼制就是通过其所穿的衣服这些外在的标识物体现出来的。 没有这些外在的器物标识，礼就无法体现。“五服”之内是“自家人”，而“五服”之外，则不是亲人了，至多只是乡亲、邻居之类。 五服关系不仅在丧葬制度中得到集中的体现，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广泛的发挥。 一般说来，五服之内的人不仅一起祭奠死者，而且共同祭拜祖先。同祭奠死者一样，在祭拜祖先时，人们也因与祭拜对象亲疏远近的不同而占据不同的地位，穿着不同的衣服。 这种颇具意识形态色彩的丧葬和祭祀活动，既要产生一种家族内部的凝聚力，使每个人在这个庞大的血缘网络找到依托，不必感到孤独和无依，又显示出一种家族内部的等级制度，使得上下有序，远近有别。
“家”是如此，国家也是如此。 我们中国人喜欢把“国”和“家”放在一起说，就是“国家”。 其实，“国”和“家”的结构是一样的，“家”不过是减缩版的“国”，“国”也不过是放大了的“家”。 “家”中最基本的关系是“父子”，那么，“国”中最基本的关系是“君臣”，而且最基本的君臣关系就是由“父子”关系演变来的。 从“家”到“国”，就像水的波纹一样，层层散开，最基本的规则不过是把“父父子子”推演为“君君臣臣”。
周朝建国以后，在政治体制上实现的是“封建”的邦国制度。 所谓“封”，就是根据血缘和亲疏关系，将一部分土地分给自己的子弟或功臣。 所谓“建”，就是建国，承认自己的子弟或功臣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邦国”，也就是后来的“诸侯国”。 这些“邦国”彼此独立，相互交往，在自己的领地内就是“老子天下第一”，无人可以干涉。 而对“天下共主”的周天子，这些“邦国”仅仅具有逢年过节来朝拜、纳贡的义务，其他的一切一般不受干涉。
在我们古代，“国”其实指的就是这种“邦国”，其首领称之为“国君”。 而整个周王朝则称之为“天下”，而那个“天下共主”则被称之为“天子”。 ①今天我们所说的“家、国、天下”就是从这里延伸出来的。 看来，周王朝的政体其实就是一个松散的联邦，有一个天下，许多国家；有一个天子，许多国君。 像极了今天的联合国。 联合国秘书长就好比“天子”，除了受人尊敬以外，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力，而那些国君在自己的邦国内则能控制土地，有着绝对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是世袭的。 这种制度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宗法”制度。 正如童书业先生在《春秋史》中所说的：
在周王朝时代，天子世世相传，每世的天子都是以嫡长的资格继承父位，奉戴始祖，是为大宗；他们的众子（包括嫡长子的诸母兄弟与庶子）封为诸侯，为小宗。 每世的诸侯也是以嫡长子的资格继承父位，奉始祖为大宗；他们的众子各有食地为小宗。 凡大宗必是始祖的嫡裔，而小宗则或宗其高祖，或宗其曾祖，或宗其祖，或宗其父，而对大宗则都称为庶。 诸侯对天子为小宗，但在本国则为大宗；卿大夫对诸侯为小宗，但在本族则为大宗。 ②
在“家”中有五服关系，在“天下”则有宗法关系。“家”可以看作是一个小“国家”，“国”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大的“家”。 其中，血缘的亲疏远近是划分的标准，而亲疏远近又决定了地位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 无论是从血缘纽带还是在等级秩序上，都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盘根错节的结构。 该塔的每个局部都可以被视为一个家族，而家族与家族之间又有着远近分明的血缘关系。
强调“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凝聚了中国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得我们在社会这个大家庭和自己的小家庭内得到了情感依托，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而另一方面，这种血缘关系又很不幸地和权力结合在了一起，造成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普遍压抑和专制制度。 由此，由血缘衍生出来的“道德”和以礼制为代表的“权力”就有了说不清楚的关系，“仁”和“智”也产生了无休止的“纠缠”，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① 易中天：《帝国的终结———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批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 童书业：《春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