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儒对于洪范五行之附会

箕子谓《洪范》授自天帝，乃系假托之词。所谓五行，即水火木金土也。箕子《洪范》篇云：“五行者，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直至汉代，彼等将五行之性质，任意附会，谓万物皆由阴阳二气所形成，火木属阳，水金属阴，土则居下，而由其相生相克以起变化；于是将人事及世运之变迁，遂尽归于五行之推理。而所谓相生，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所谓相克，即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汉儒大都敷衍此说，即五常、五声、五味之类，都配之以五行，由此可见《洪范》影响汉儒之深矣。

汉儒对《洪范》五行的附会，主要体现在将五行学说与政治、灾异、人事强行关联，构建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这种阐释虽丰富了传统经学的哲学维度，但也因过度穿凿而偏离了《洪范》原文的本义。以下从几个方面具体分析：

一、《洪范》五行的原始含义

《尚书·洪范》记载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的治国大法，其中“五行”仅指五种自然物质属性：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
原文仅描述五者的功能属性，并无神秘色彩或政治隐喻。

二、汉儒的附会路径

1. 五行与政治伦理的绑定
   董仲舒《春秋繁露》将五行与五常（仁、义、礼、智、信）、五官（司农、司马、司营、司徒、司寇）对应，形成“五行—德性—官职”的链条。例如：

   • 木=仁=司农

   • 火=礼=司马
     这种比附完全脱离《洪范》的朴素唯物观，将自然元素伦理化。

2. 灾异说的泛滥
   汉儒（如伏生《洪范五行传》）将自然灾害与君主失德挂钩，构建“五行灾异”体系：

   • 水不润下（洪水）= 君主失智

   • 火不炎上（干旱）= 君主无礼
     班固《汉书·五行志》更系统记录此类案例，如将汉成帝时陨石雨附会为“金失其性，刑戮妄行”。

3. 谶纬化的推衍
   纬书《河图》《洛书》将五行神化，称“天以五星为五行，地以五岳为五行”，甚至衍生出“五行相生相克决定王朝更替”的理论（如王莽以“土德”代汉的“火德”）。

三、附会的思想根源

1. 阴阳五行学说的盛行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为汉儒提供了理论框架，董仲舒等将之与儒家经典嫁接。

2. 政治实用主义
   通过灾异说制约君权（如夏侯胜以地震谏昌邑王），或为政权合法性背书（如刘向以“木生火”论证汉承周制）。

四、学术批评

1. 王充的质疑
   《论衡·物势篇》指出：“五行相克之说，如金胜木，岂斧斫即天地之理乎？”批判其机械比附。

2. 清代朴学的还原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考证《洪范》本义，斥汉儒“增窜虚妄之言”。

五、历史影响

汉儒的附会虽扭曲了《洪范》原意，但客观上：

• 推动了“天人合一”哲学的发展；

• 形成中国特色的灾异政治文化；

• 为后世“五运说”（如唐宋改元依据）奠定基础。

结论：汉儒对《洪范》五行的阐释是经学政治化的典型，其价值在于构建了传统中国的解释学范式，而弊端在于以玄学取代实证，开启了经学谶纬化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