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春秋之主旨安在
孔子作《春秋》的主旨,历来是儒家经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孔子并非单纯记录历史,而是通过“笔削”(删改、褒贬)来表达其政治理想与道德评判,即所谓“微言大义”。具体主旨可从以下角度阐释:
一、政治主旨:尊王攘夷,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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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周礼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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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以鲁国编年史为框架,强调“尊周王”,如书“天王”(周天子)以正名分,贬斥诸侯僭越(如楚君自称“王”则书“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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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正名”规范君臣、父子之序,如齐桓公“尊王攘夷”受褒,晋文公“召王”见诸侯则贬(《春秋·僖公二十八年》书“天王狩于河阳”以讳周王被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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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乱臣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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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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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书“赵盾弑其君”(《春秋·宣公二年》),虽非赵盾亲手所杀,但责其“不讨贼”之罪,体现“诛心”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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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德主旨:以史为鉴,明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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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贬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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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特定用字(“春秋笔法”)暗含评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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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弑”示臣杀君之罪,“杀”示君杀臣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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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伐”“战”区分战争性质(无义→有辞→两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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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书“郑伯克段于鄢”(《春秋·隐公元年》),“克”字贬郑庄公蓄意害弟,段不弟故不称“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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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善瘅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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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守礼者(如宋襄公“不重伤,不擒二毛”),贬斥背德者(如卫侯毁灭邢国书“灭”以示暴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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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哲学主旨:天道与人伦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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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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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将自然现象(日食、地震等)与人事关联,如书“陨石于宋五”(《春秋·僖公十六年》),暗示灾异警醒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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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董仲舒发展此说,形成“灾异谴告”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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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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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极端,如齐襄公复九世之仇(灭纪国)书“纪侯大去其国”,暗讽其复仇过甚(《公羊传》释为“贤齐襄”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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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主旨:托古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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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史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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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以鲁史为素材,寄托“三代之治”理想,如“大一统”思想(《公羊传》发挥为“王者无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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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今文经学家(如康有为)认为《春秋》是孔子“改制立法”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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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法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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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称《春秋》为“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旨在为后世立政治与道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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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派分歧:今古文经学的解释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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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经学(《公羊》《穀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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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春秋》的“微言大义”,如《公羊传》阐发“大一统”“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为汉代政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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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经学(《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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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史实补充,认为孔子是“述而不作”的史家,如《左传》详述事件背景,淡化褒贬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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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孔子作《春秋》的核心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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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层面:重建周礼秩序,批判乱世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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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层面:确立善恶标准,教化君臣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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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层面:贯通天人关系,倡导中庸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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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层面:以史载道,为万世立法。
《春秋》因此被奉为“经”而非单纯史书,其主旨实为孔子在礼崩乐坏时代,以“笔削”为武器,试图挽救文明的一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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