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及中庸何时离礼记而独立
《大学》与《中庸》从《礼记》中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经典，主要与宋代儒学复兴和理学体系的构建密切相关，尤其是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的编纂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以下是具体的发展过程：
一、唐代以前：《大学》《中庸》作为《礼记》的普通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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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至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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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庸》原本是《礼记》（《小戴礼记》）中的两篇，并无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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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注《礼记》时，对这两篇作过训诂，但未单独强调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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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亦未特别突出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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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韩愈、李翱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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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在《原道》中引用《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条目，开始重视其思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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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翱《复性书》则援引《中庸》“天命之谓性”等观点，成为宋代理学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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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宋：二程（程颢、程颐）的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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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颢、程颐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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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出，赋予极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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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大学》是“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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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甚至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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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调整《大学》文本（如改“亲民”为“新民”），并作注解，使其更符合理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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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学者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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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曾作《中庸广义》，张载、吕大临等亦注解《中庸》，使其逐渐脱离《礼记》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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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宋：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确立独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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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贡献（约1189年完成《四书章句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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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作《大学章句》《中庸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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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大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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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出“经”（1章，传为孔子之言）与“传”（10章，传为曾子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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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写“格物致知”传（所谓“格物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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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中庸》是子思所作，代表儒家“道统”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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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认可与科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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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延祐年间（1314年），恢复科举，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考试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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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永乐年间，《四书大全》颁布，彻底确立“四书”的权威地位，《大学》《中庸》完全独立于《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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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独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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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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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提供“内圣外王”的工夫次第（三纲领、八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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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阐发“天命”“诚”“中和”等核心哲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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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系统的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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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通过“四书”取代“五经”的优先地位，使儒学转向心性论与道德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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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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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科举考试以“四书”命题，《大学》《中庸》成为士人必读经典，而《礼记》的其余篇章反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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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争议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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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改动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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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等批评朱熹擅改《大学》文本（如恢复“亲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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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过度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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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考据学者（如戴震）认为《中庸》本为普通礼论，朱熹将其哲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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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大学》《中庸》的独立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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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萌芽（韩愈、李翱关注）→ 北宋奠基（二程表彰）→ 南宋定型（朱熹编入“四书”）→ 元明制度化（科举采用）。
这一过程反映了宋代理学对经典体系的改造，也使二者从礼学文献升格为儒家核心哲学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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