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及中庸何时离礼记而独立
《大学》与《中庸》从《礼记》中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经典,主要与宋代儒学复兴和理学体系的构建密切相关,尤其是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的编纂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以下是具体的发展过程:
一、唐代以前:《大学》《中庸》作为《礼记》的普通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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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至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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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庸》原本是《礼记》(《小戴礼记》)中的两篇,并无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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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注《礼记》时,对这两篇作过训诂,但未单独强调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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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亦未特别突出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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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韩愈、李翱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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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在《原道》中引用《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条目,开始重视其思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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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翱《复性书》则援引《中庸》“天命之谓性”等观点,成为宋代理学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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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宋:二程(程颢、程颐)的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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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颢、程颐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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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出,赋予极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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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大学》是“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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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甚至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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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调整《大学》文本(如改“亲民”为“新民”),并作注解,使其更符合理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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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学者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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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曾作《中庸广义》,张载、吕大临等亦注解《中庸》,使其逐渐脱离《礼记》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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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宋: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确立独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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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贡献(约1189年完成《四书章句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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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作《大学章句》《中庸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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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大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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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出“经”(1章,传为孔子之言)与“传”(10章,传为曾子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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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写“格物致知”传(所谓“格物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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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中庸》是子思所作,代表儒家“道统”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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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认可与科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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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延祐年间(1314年),恢复科举,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考试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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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永乐年间,《四书大全》颁布,彻底确立“四书”的权威地位,《大学》《中庸》完全独立于《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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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独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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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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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提供“内圣外王”的工夫次第(三纲领、八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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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阐发“天命”“诚”“中和”等核心哲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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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系统的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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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通过“四书”取代“五经”的优先地位,使儒学转向心性论与道德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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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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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科举考试以“四书”命题,《大学》《中庸》成为士人必读经典,而《礼记》的其余篇章反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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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争议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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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改动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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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等批评朱熹擅改《大学》文本(如恢复“亲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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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过度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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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考据学者(如戴震)认为《中庸》本为普通礼论,朱熹将其哲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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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大学》《中庸》的独立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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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萌芽(韩愈、李翱关注)→ 北宋奠基(二程表彰)→ 南宋定型(朱熹编入“四书”)→ 元明制度化(科举采用)。
这一过程反映了宋代理学对经典体系的改造,也使二者从礼学文献升格为儒家核心哲学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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