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中的系统论和整体观
中国国学文化2024/10/18 14:19:27浏览次数:
“五行”学说虽然是用来说明、描述运动载体的,但其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循环论也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最突出的是两点:一是系统观。 把世间万物都看成一个彼此依赖、循环往复的封闭系统。 二是整体观。 总是倾向于在事物之间的彼此联系中去看待问题,而不是生吞活剥,孤立片面地认识事物。
整体观使得我们中国人总是从多个角度去观察事物,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对事物的分析和研究都是“定性”和“定量”的,显得冷冰冰的没有“人情味”。 按照“五行”学说,金、木、水、火、土,彼此联系,相生相克,彼此构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五行”中的每一“行”都不过是这一系统中的一个“单元”。 我们根本就无法脱离开其他四个“元素”而孤立地考量其中一个“元素”。 就拿“金”来说吧! 离开了木、水、火、土四个元素,也就无所谓“金”。
这种整体观在西方被称之为“结构主义”。 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结构整体中的每个“单元”都好比棋盘上的一个“棋子”,它的存在仅仅在于它与其他“单元”之间的差别,而没有依赖于自身的独立性①。 正如莱布尼茨说得那句名言:“肯定即否定,一个东西之所以是它自身,正因为它不是其他东西。”②比如在象棋中,是先有了象棋的游戏规则,才有了车、马、炮、卒。 离开了这一规则系统,也就无所谓车、马、炮、卒了。 再者,在象棋内部,车之所以为车,是因为车的功能不同于马、炮、卒。 这些结构的“单元”没有哪一个更重要,只有与其他“单元”结合起来,才能在系统中发挥积极功能。 于是,远古的中国思想家就以五行为中心,按照它的各个特性,用取类比象的方法,将世间万象按其属性和形态现象进行归类,分别归纳,成为五大类,其主要目的是便利于了解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并作为观察事物变化的推演法则。 在我们中国人眼里,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方位 东 南 中 西 北
天干 甲乙 丙丁 戊己 庚辛 壬癸
地支 寅卯 巳午 辰戌 丑未 申酉 子亥
四季 春 夏 长夏 秋 冬
五形 矩形 尖形 方形 圆形 波形
五色 青 赤 黄 白 黑
五味 酸 苦 甘 辛 咸
五志 怒 喜 思 忧 恐
五智 仁 礼 信 义 智
五脏 肝 心 脾 肺 肾
五腑 胆 小肠 胃 大肠 膀胱
五官 目 舌 唇 鼻 耳
五体 筋 脉 肉 皮毛 骨
五魄 魂 神 意 魄 精
五气 风 暑 湿 燥 寒
五化 生 长 化 收 藏
五温 温 热 自然 凉 寒
六神 青龙 朱雀 勾陈腾蛇 白虎 玄武
从纵向上看,每一列所属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是自然事物之间变化发展、互相推移的综合关系。 中国人运用想象和类别的思维将这些现象和事物联系在一起。 例如,以“木”来说,春季草木开始萌芽生长,呈现了蓬勃的生气,并出现青的颜色,故用“木”来象征春。在生长化收藏的过程中,属于“生”的一环。春季多风,结合人体肝脏性喜条达舒畅,象征着“木”和“春”的情况。 而五脏中的肝和六腑中的胆是表里关系,肝又开窍于目,在五体中主筋,故肝病每多出现目病或抽筋(痉挛)的症状。 肝木旺者多喜怒,而大怒又易伤肝,所以在五志中主怒。 某些肝病,往往会出现青的颜色。 于是,木、春、肝、胆、目、筋、怒、青等一系列的事物和现象,便归属于了“木”这一类,形成了一个系统。
从横向上看,每一行则是由“五行”形成的一个相生相克的系统,形成了一个封闭式的循环往复的系统。 以五行本身来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就是明显的循环系统。 以人体的内脏器官为例,则是肝、心、脾、肺、肾。 肝主木,心主火,脾主土,肺主金,肾主水。在中医里,用五行描述的是人体五脏(肝心脾肺肾)所构成的一个整体系统的功能和关系。 也就是说,这里的五脏就像棋盘上的棋子一样,仅仅是个功能概念(中医称之为“藏象”),并不限于具体的解剖上的五脏。 就像金、木、水、火、土之间相生相克一样,五脏之间也是相生相克。 比如,肝生心就是木生火,如肝藏血以济心;心生脾就是火生土,如心之阳气可以问脾;脾生肺就是土生金,如脾运化水谷之精气可以益肺;肺生肾就是金生水,如肺气清肃则津气下行以资肾;肾生肝就是水生木,如肾藏精以滋养肝的阴血等等,都是五脏之间的相生。 五脏间的相克,则是肺(金)的清肃下降,可抑制肝(木)阳的上亢,即金克木;肝(木)的条达,可以疏泻脾(土)的壅滞,即木克土;脾(土)的运化,可以防止肾(水)的泛滥,即土克水;肾(水)阴的上济,可以制约心(火)阳亢烈,即水克火;心(火)的阳热,可以制约肺(金)的清肃太过,即火克金。无论在纵向关系上,还是在横向关系上,都体现出中国人思维的不同特点。
从横向上来看,体现的则是中国人的系统论和整体观。 这使得我们中国人很少孤立地去看问题。 一方面,正是这种思维特点,使得中国文化很难衍生出以“定性”分析和“定性”研究为特征的现代技术。 另一方面,这种封闭、循环的思维也让中国人丧失了向外突破的精神和冲动,而只是在一个圈子里做游戏。 尽管中国很早就有了“大小九州说”①,但却没有通过航海远洋证明自己的猜想。
从纵向上看,它反映出的是中国人的一种发散性思维,即“取类比象”。 这种思维方式是比拟式的,而不是概念式的,追求的是模模糊糊的“相似”和“类比”,而不是用概念对万物进行归类。 正因为此,中国自古就没有理论科学的传统。 但一种文化的劣势正是它的优势,正是这种思维,使得中国产生了真正的艺术。 无论是文学、诗歌、史书还是杂技、武术,都带有强烈的痕迹。 而这些,正是我们文化的长处,也是任何其他民族的文化无法比拟的。
① [瑞]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② [瑞]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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