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衍及其“五德终始”的历史哲学

“五德终始说”，又称为为“五德转移”，是战国时代的邹衍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阐发宇宙演化和历史兴衰的政治学说，用以说明历史上的王朝更替和人事变迁。所谓“五德”，即为金德、木德、土德、水德、火德。 不仅宇宙万物的生长变化遵循“五行”的相生相克，而且历史的变迁和朝代的更迭也不例外。 邹衍认为，黄帝时代为土德，夏为木德，商为金德，周为火德，秦为水德。 五德相克，改朝换代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在中国历史上，“五德转移说” 影响巨大。邹衍之后的历代帝王建国， 皆沿用五德之说。而且，任何王朝的兴起和灭亡，人们都会在“五德”上面做一些文章，或者为新兴王朝的建立制造舆论，或者对没落王朝灭亡寻找根据。 通过这种距离我们很近的政治学说，“五行”思维根深蒂固地烙在了中国人的头脑里。
“五德终始说” 的倡导者邹衍素来被称为“阴阳家”或“阴阳五行家”。 《史记》称他“深观阴阳消息”，“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 “论著终始五德之运”，“称引天地剖判以来， 五德转移”。邹衍的学说体系甚为庞大，至少涉及我们现在所说的天文学、 地理学和历史学等领域。但最为当时各国君主重视的是其历史哲学，也就是五德终始说。 也许在邹衍生活的战国时代，周王室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被打破，诸侯割据，争于气力，混战不已，而且思想也逐渐分化，道术将为天下裂。 周朝以德治国、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已经随着历史的变迁而褪去了其原有的魅力，各国诸侯又都存着“王天下”的野心，他们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作为平治天下的根据。 而“言治乱之事”的五德终始说，恰恰适应了这一历史背景。
正是因为迎合了时代的需要，邹衍的学说在当时迅速地成为了“显学”，而邹衍本人也成了一个学术明星，到任何地方都受到了规格很高的待遇，被称为“圣人”。 而被今天的我们称之为“圣人”的孔孟却是四处碰壁，无人理睬。 司马迁在《史记》中幽默生动地记载了这种差别：
是以邹子重于齐。 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 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 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 作《主运》。 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史记·孟荀列传》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在很多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汉书·艺文志》中收集《邹子终始五德》五十六篇，可惜已经佚失，为今人所不能见；现存的文献中，《史记集解》这样介绍邹衍：“今其书有《五德终始》，五德各以所胜为行，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此外，《文选·魏都赋》注引《七略》云：“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从这些间接记录中，我们可以推定：邹衍所谓的五德转移的原则即是五行相生相克的原则， 其暗示朝代的更替是通过征伐（生和克），而不是禅让（德）来实现的。 邹衍的《主运》讲的就是五行的转移，而不是司马迁所记述的“阴阳主运”。 其实，我们在邹衍的“五行转移”中并没有看到“阴阳”的影子，也许只有到了汉儒时期，“阴阳”和“五行”才真正结合在了一起，完成了从“天人感应”到“天人合一”的过渡。
最为详尽地阐述“五德转移”学说的是《吕氏春秋》，我们能够从其中看见很大一段篇幅是来论述“五德转移”的：
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 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 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 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 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 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 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 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 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 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吕氏春秋·应同》
“五德终始说”展示了一幅与周人“天命观”大不一样的历史发展图景。 周朝灭商朝靠的是“修道德，聚人心”，所以从商朝傻乎乎的迷信“天命在我”的狂妄自大中吸取了教训，强调“天命自度”，“以德配天”，如果不修道德，不施仁政，是永远也不可能“受天永命”、“享天之命”的。 惟有“尽人事”，然后才能“知天命”，因为天命从来不会明显地垂青某些人。 正所谓“天命靡常，惟德是辅”。 而五德终始说则强调“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荀列传》）。 意思是说，历史的发展和朝代的更替自有其“运数”，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治国之道”和永葆昌盛的“秘诀”。 这种历史哲学认为，历史发展的底蕴是五气的运行，人力所及，不是简单重复地去“以德治国”，而是必须合于五气的气运。
可见，五德之“德”，是合于气运之德，而非今天我们所说的人伦道德。 黄帝“以土德王”天下，夏禹“以木德王”天下；土德是合于“土气之德”，木德是合于“木气之德”，这就叫“治各有宜”，没有一套固定的模式套路。 历史的底蕴是五气运行，历史的表象是五德转移、帝王兴替，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五气“相次转用事”，每一气都有盛衰之时，当某“气”进入盛势时，便会出现相应的征兆，即“符应若兹”。
总之，五德终始说认为，历史发展既是变化的，又是规律的。 朝代的兴亡和帝王的更迭，只是五气运行的历史表象。 人的主观努力，只限于体察气运，及时发现何“气”已衰，何“气”即将进入盛势，并使自己的行为——“德”，符合处于盛势之“气”的特性，从而达到天下大治。 如果人类没有能力体察其中的“玄机”，不能及时调节整合自己的行为，就会失去“王天下”的历史时机，导致天下大乱。 春秋战国时期，是“火气”已衰、“水气”已盛的时期，以周的“火德”已不能王天下，但却无人体察这一气运的转移，不知以水德去王天下，因而必然天下大乱，而孔孟主张“复周礼”，也不过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会遭到挫败。
① “大小九州说”是邹衍提出的一种地理学说：“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 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 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 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史记·卷七十四》）主要意思是说，所谓“天下”、“中国”者，不过是称之为“赤县神州”的小九州。 在这个“赤县神州”以外，还有九个像“赤县神州”的州，即所谓的大九州。大九州被瀛海环绕，所以与赤县神州相隔绝。而大九州外又有大瀛海。邹衍的这个“大小九州”说估计是关于世界地理的最古老的猜想了。可是作为中国人，猜想永远仅仅停留在猜想层面，从来就没有通过实践去证实这种猜想。也许中国人很务实，天生没有满足好奇心的兴趣，而不会像哥伦布那样去发现新大陆。 中国也有航海的历史，但不过都是带有功利目的的。秦始皇派儒生方士率童男童女去海外，是因为听说海外有神仙，可以求得长生不老药。而明朝郑和七次下西洋，也不过是为了去寻得异域的珍宝特产。正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所说的：“郑和走进海洋后，尽管有种种机会中国可以领先，遗憾的是中国人却把头转过去，背向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