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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和“五行”的会通

中国国学文化2024/10/19 14:24:12浏览次数:

“阴阳”和“五行”的会通

“五德终始说”是一种“五行”论,是一种历史哲学,里面并没有掺杂“阴阳”观念。至少我们在邹衍的“五行”论中看不到“阴阳”的影子。 至于中国人最终形成的“阴阳五行论”,还要归功于汉儒。 正是董仲舒和刘歆两个人,把“阴阳”和“五行”结合并会通,最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长达几千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 而“阴阳”所代表的变化观以及“五行”所象征的循环论和整体思维,也是在这个时候真正地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东西。
其实,在汉朝之前,秦朝就已经接受了五德终始说的影响。 秦始皇还依据五德终始说建立了各项制度。《史记·封禅书》中说:“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秦国发迹于韶山以东的少数民族地带,由于地理位置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民风彪悍,文化程度不高,向来被“山东诸国”所不容。 所以,由于地理位置和文化方面的隔阂,秦国在统一六国之前是没有听说过五德终始说的。
通过上面《史记》中的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是齐国人把五德终始说的思想介绍给秦始皇的。 秦始皇对此深信不疑:“周得火德,有赤鸟之符。 今秦变周,水德之时。 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史记·封禅书》)周主五行火之德,把红色作为国家的标志性颜色。 那么,作为周之后的朝代,秦就应该主水德了,何况以前还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先兆。 当年秦文公狩猎就曾经捕获一条黑龙,而黑龙正是生活在水中的。 于是,来自西土的秦始皇,经“齐人奏之”,接受了“五德终始”学说,便立即按照这部历史的“法典”进行全面改制: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 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 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黄)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史记·秦始皇本纪》
可惜的是,秦始皇虽然在形式上迎合了“五德之运”,但在“人事”方面却没有相时顺势,仍然推行战国时期的暴政。 结果,秦朝仅仅二世就亡了国,而取而代之的正是大汉王朝。 到汉朝时期,华夏民族获得了空前的大统一。而且,汉朝仍然沿袭了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 汉朝从秦朝的灭亡中吸取了教训,不再像“暴秦”那样“仁义不施”,而是软硬兼施,由“硬打压”变为“软着陆”。 对内,要让人们发自内心地认可这种上下有差、贵贱有别的社会等级;对外则要为自己的统治提供合法性的证明。 在这种情况下,阴阳学说和五德终始理论便派上了用场。
汉朝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必须从改造人的思想开始,让广大臣民自觉且甘心情愿地遵从和认可当前这种等级秩序。 于是,当时在位的汉武帝把目光投向了儒学。 原因在于:儒家的思想和中央集权的帝国政治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 帝国政治的理想是什么呢? 是天下一统,井然有序,安定祥和。 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要认可现在这种资源、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方案,谁也不要来破坏这里的游戏规则。 而儒家的理想又是什么呢? 是和而不同。 上下虽然有别但充满爱意,社会虽有等级但充满诗意。当然,儒家更为看重“仁义礼让”的诗意,而专制帝国则看重“君君臣臣”的社会秩序。 但这丝毫不影响国家把这种学说拿过来当招牌。 正如易中天先生所说,这是一场交易:国家把儒家思想当成思想工具,儒家知识分子从此一步登天,成了“养皮”上的“毛”,成为了官方的思想家。 ①
而对此做出巨大贡献的是董仲舒。 我想,后来那些靠“孔孟之道”吃饭的文人都应该感谢他们这位前辈。 正是这位“始推阴阳,为儒者宗”的董仲舒先生,不仅把阴阳看成了伦理社会的构成法则,还把阴阳看成决定自然乃至整个宇宙的根本规律,从而建立了“天人合一”的儒学新模式。
在董仲舒看来,“物莫有不合,而合各有阴阳”。 例如,天地为一合,天为阳,地为阴;君臣为一合,君为阳,而臣为阴;父子为一合,父为阳,子为阴;夫妻为一合,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同类相应》)正是在这种“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的模式下,“三纲五常”的出现就顺理成章了:阳在上,阴在下,阴服从阳,就是“天地之大经”和“古今之同谊”。 “天”只要不变,“道”就不会改变。这是天地之间无往而不胜的大规律,每个人都要服从。 于是,董仲舒得出了结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阴阳之道”。(《春秋繁露·基义》)谁如果违背或反抗这种出自天地的规律,谁就是“离经叛道”,谁就是大逆不道。 做臣民的,只有老老实实服从的份了。 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制之所以对儒家很感冒,甚至“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正是缘于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
对内用“阴阳”,对外则用“五行”了。 对“阴阳”加以发挥利用的是董仲舒,而对“五行”加以发挥引申的是刘歆。刘歆也是西汉时期儒家的一位代表人物。和董仲舒不同,他感兴趣的不是“阴阳”,而是“五行”。 正是刘歆,将邹衍“相克”的五德终始说改造成了“相生”的五德终始说,以服务于儒家的伦理政治。
我们上面说过,邹衍用五行之间的“相克”来解释朝代的变迁,从而得出了一种循环往复的社会发展史观。 而刘歆把邹衍的观点彻底颠倒了过来, 认为五行不是 “相克”,而是“相生”。 他在《三统论》中列出了这种“相生”的顺序:包羲氏受木德,接下来的炎帝受火德,黄帝受土德,少昊帝受金德,颛顼帝受水德,喾帝受木德,尧帝受火德,舜帝受土德,禹帝受金德,殷商受水德,周代受木德,直至汉代受火德,恰好与“刘邦是赤帝之子、斩白蛇而起”的故事吻合。 而且汉自诩为是尧的后人,所以当时非常流行“汉为尧后”的说法。 既然帝尧以火承木而接替了帝喾所开创的天下,那么,尧的后代刘邦以火承木接替周朝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里最为麻烦的就是在“周”和“汉”之间还有一个主“水德”的秦朝,因为汉火德与秦水德之间毫不相连! 刘歆很聪明,他狡辩说秦“非其序”,因为周代和汉代的木火之间,属于“生不逢时”,根本就不在五德终始的序列之内,所以是“伯而不王”。
那么,如何解释朝代的更替呢? 这里面就有大文章了。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强调“相克”。 那么,一个朝代的灭亡就是被后一个朝代推翻的,是“征诛”;而刘歆的五德终始说重视“相生”,那么,一个朝代被后一个朝代所代替,不过是这个朝代出自好心将天下让给了下一个朝代而已,因此不存在灭亡的问题,而是高风亮节的“禅让”。
刘歆的五德终始说对后来的封建王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至于历朝历代的君主都不得不重视“运数”。 所以我们看历史剧或者读历史书,皇帝的诏书第一句话就是说“奉天承运”。 何为“奉天承运”? 就是说奉了天的旨意,合乎时代的运数。 从此以后,中国历次同一民族间的改朝换代,无不沿袭这一传统,行禅让典礼。
内有阴阳,外有五行,前者产生了“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后者衍生了“奉天承运”的专制统治,二者互为表里,相互接应,成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两把利剑,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思维世界里。
① 易中天:《帝国的终结——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批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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