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和“五行”的会通

“五德终始说”是一种“五行”论，是一种历史哲学，里面并没有掺杂“阴阳”观念。至少我们在邹衍的“五行”论中看不到“阴阳”的影子。 至于中国人最终形成的“阴阳五行论”，还要归功于汉儒。 正是董仲舒和刘歆两个人，把“阴阳”和“五行”结合并会通，最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长达几千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 而“阴阳”所代表的变化观以及“五行”所象征的循环论和整体思维，也是在这个时候真正地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东西。
其实，在汉朝之前，秦朝就已经接受了五德终始说的影响。 秦始皇还依据五德终始说建立了各项制度。《史记·封禅书》中说：“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秦国发迹于韶山以东的少数民族地带，由于地理位置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民风彪悍，文化程度不高，向来被“山东诸国”所不容。 所以，由于地理位置和文化方面的隔阂，秦国在统一六国之前是没有听说过五德终始说的。
通过上面《史记》中的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是齐国人把五德终始说的思想介绍给秦始皇的。 秦始皇对此深信不疑：“周得火德，有赤鸟之符。 今秦变周，水德之时。 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史记·封禅书》）周主五行火之德，把红色作为国家的标志性颜色。 那么，作为周之后的朝代，秦就应该主水德了，何况以前还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先兆。 当年秦文公狩猎就曾经捕获一条黑龙，而黑龙正是生活在水中的。 于是，来自西土的秦始皇，经“齐人奏之”，接受了“五德终始”学说，便立即按照这部历史的“法典”进行全面改制：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 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 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黄）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史记·秦始皇本纪》
可惜的是，秦始皇虽然在形式上迎合了“五德之运”，但在“人事”方面却没有相时顺势，仍然推行战国时期的暴政。 结果，秦朝仅仅二世就亡了国，而取而代之的正是大汉王朝。 到汉朝时期，华夏民族获得了空前的大统一。而且，汉朝仍然沿袭了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 汉朝从秦朝的灭亡中吸取了教训，不再像“暴秦”那样“仁义不施”，而是软硬兼施，由“硬打压”变为“软着陆”。 对内，要让人们发自内心地认可这种上下有差、贵贱有别的社会等级；对外则要为自己的统治提供合法性的证明。 在这种情况下，阴阳学说和五德终始理论便派上了用场。
汉朝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必须从改造人的思想开始，让广大臣民自觉且甘心情愿地遵从和认可当前这种等级秩序。 于是，当时在位的汉武帝把目光投向了儒学。 原因在于：儒家的思想和中央集权的帝国政治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 帝国政治的理想是什么呢？ 是天下一统，井然有序，安定祥和。 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要认可现在这种资源、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方案，谁也不要来破坏这里的游戏规则。 而儒家的理想又是什么呢？ 是和而不同。 上下虽然有别但充满爱意，社会虽有等级但充满诗意。当然，儒家更为看重“仁义礼让”的诗意，而专制帝国则看重“君君臣臣”的社会秩序。 但这丝毫不影响国家把这种学说拿过来当招牌。 正如易中天先生所说，这是一场交易：国家把儒家思想当成思想工具，儒家知识分子从此一步登天，成了“养皮”上的“毛”，成为了官方的思想家。 ①
而对此做出巨大贡献的是董仲舒。 我想，后来那些靠“孔孟之道”吃饭的文人都应该感谢他们这位前辈。 正是这位“始推阴阳，为儒者宗”的董仲舒先生，不仅把阴阳看成了伦理社会的构成法则，还把阴阳看成决定自然乃至整个宇宙的根本规律，从而建立了“天人合一”的儒学新模式。
在董仲舒看来，“物莫有不合，而合各有阴阳”。 例如，天地为一合，天为阳，地为阴；君臣为一合，君为阳，而臣为阴；父子为一合，父为阳，子为阴；夫妻为一合，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同类相应》）正是在这种“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的模式下，“三纲五常”的出现就顺理成章了：阳在上，阴在下，阴服从阳，就是“天地之大经”和“古今之同谊”。 “天”只要不变，“道”就不会改变。这是天地之间无往而不胜的大规律，每个人都要服从。 于是，董仲舒得出了结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阴阳之道”。（《春秋繁露·基义》）谁如果违背或反抗这种出自天地的规律，谁就是“离经叛道”，谁就是大逆不道。 做臣民的，只有老老实实服从的份了。 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制之所以对儒家很感冒，甚至“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正是缘于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
对内用“阴阳”，对外则用“五行”了。 对“阴阳”加以发挥利用的是董仲舒，而对“五行”加以发挥引申的是刘歆。刘歆也是西汉时期儒家的一位代表人物。和董仲舒不同，他感兴趣的不是“阴阳”，而是“五行”。 正是刘歆，将邹衍“相克”的五德终始说改造成了“相生”的五德终始说，以服务于儒家的伦理政治。
我们上面说过，邹衍用五行之间的“相克”来解释朝代的变迁，从而得出了一种循环往复的社会发展史观。 而刘歆把邹衍的观点彻底颠倒了过来， 认为五行不是 “相克”，而是“相生”。 他在《三统论》中列出了这种“相生”的顺序：包羲氏受木德，接下来的炎帝受火德，黄帝受土德，少昊帝受金德，颛顼帝受水德，喾帝受木德，尧帝受火德，舜帝受土德，禹帝受金德，殷商受水德，周代受木德，直至汉代受火德，恰好与“刘邦是赤帝之子、斩白蛇而起”的故事吻合。 而且汉自诩为是尧的后人，所以当时非常流行“汉为尧后”的说法。 既然帝尧以火承木而接替了帝喾所开创的天下，那么，尧的后代刘邦以火承木接替周朝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里最为麻烦的就是在“周”和“汉”之间还有一个主“水德”的秦朝，因为汉火德与秦水德之间毫不相连！ 刘歆很聪明，他狡辩说秦“非其序”，因为周代和汉代的木火之间，属于“生不逢时”，根本就不在五德终始的序列之内，所以是“伯而不王”。
那么，如何解释朝代的更替呢？ 这里面就有大文章了。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强调“相克”。 那么，一个朝代的灭亡就是被后一个朝代推翻的，是“征诛”；而刘歆的五德终始说重视“相生”，那么，一个朝代被后一个朝代所代替，不过是这个朝代出自好心将天下让给了下一个朝代而已，因此不存在灭亡的问题，而是高风亮节的“禅让”。
刘歆的五德终始说对后来的封建王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至于历朝历代的君主都不得不重视“运数”。 所以我们看历史剧或者读历史书，皇帝的诏书第一句话就是说“奉天承运”。 何为“奉天承运”？ 就是说奉了天的旨意，合乎时代的运数。 从此以后，中国历次同一民族间的改朝换代，无不沿袭这一传统，行禅让典礼。
内有阴阳，外有五行，前者产生了“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后者衍生了“奉天承运”的专制统治，二者互为表里，相互接应，成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两把利剑，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思维世界里。
① 易中天：《帝国的终结——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批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