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为何如此封闭

“阴阳”和“五行”一旦成为官方所需要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就会将其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冠之以“正统”的名义，以教育的形式向民众灌输，从而使我们的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被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如果考查一下古代的教育内容，我们就不难发现，古代读书人在启蒙时期的课本除了学习“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外，还有两本就是《幼学琼林》与《增广贤文》，因此就有“读了《增广》会讲话，读了《幼学》走天下”的说法。 就像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的“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样。 所以，我们的古人说起历史来都头头是道，尽管有些人文化水平并不高。
《幼学琼林》这样一部古代教育的教科书，开篇就是关于“混沌初开，乾坤始奠”的天文学知识，姑且不论这些是否算“科学”，但却是非常明白地表明，古代中国人的童年要承受与接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本书的开篇：混沌初开，乾坤始奠。 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 日月五星，谓之七政；天地与人，谓之三才。 日为众阳之宗，月乃太阴之象。——《幼学琼海·天文》
我们看到，我们中国人一出生，接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宇宙观。 古代的西方人小的时候学习的是体育、数学，听的故事是古希腊的神话。 而我们的古代儿童，一开始学的则是这种“阴阳”观和“五行”论。 所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一向讲究思维概括，注重思维方式的一统，而对细节往往视而不见，不加考究。 后人就是这样理解“七政”和“三才”的：“五星，金、木、水、火、土，合日、月为七政。 天能覆物，地能载物，圣人裁成辅相，以助天地之所不及，而能成物，盖天地间万物群生，惟人最贵，故人为万物之灵。 气禀阴阳，道教化育，生生不已，与天地参，故曰三才。‘至于’日为众阳之宗，月乃太阴之象。”后人则理解为：“日为太阳之精，主生养恩德，人君之象也。 人君有暇，必露其慝以告示焉。 月乃太阴之精，以之配日，女后之象也，以之比象，刑法之义，列之朝廷，诸侯大夫之类也。”（《晋书·天文志》）
于是，阴阳配太阳与月亮，太阳与月亮比喻人间的君主与大臣、父亲与儿子、男人和女人……，于是，天和人之间就发生了关联，并且相互匹配。 这就是“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的思想。 我们的古人在孩童时代，就被迫接受了这种把自然与人类搅拌在一起的世界观，而且在表面上看，还一板一眼，真像那么回事。 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我想古代的儿童估计很难对“苹果为什么掉在地下”这样的问题感兴趣，也不会想到太阳和月亮的形成之类的问题，但他们所受的教育好像就是告诉他们，太阳和月亮以及星星都是因为人类才存在的，没有了人类的君主自然就是没有了太阳。 这就是我们的祖先思考地球、太阳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数千年的结果。 这种原始的思想居然生生不已地在封建社会保留了数千年。
“阴阳”如此，“五行”则更为复杂，真是要人耗费一生的工夫也想不清楚的一种“循环”。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五行学说并非言木、火、土、金、水五种具体物质本身，也并不是像《幼学琼林》中说的五种“星”，而主要是指五种不同属性的抽象概括。 董仲舒后来竟然还根据五行推演出五种官职，即司农、司马、司营、司徒、司寇，并且衍生几种官职的相生相克：司农为五行之木，使谷类丰收；司马为五行之火，诛罚得当，天下安宁；火行生司营（土），司营治民保境安定；土行生司徒（金），司徒使民以仁义行事；金行生司寇（水），司寇使君臣长幼各以礼节行事，而后水再生司农（木），形成五种官职的循环。（《春秋繁露·五行相胜》）
在五官中，如果任何一链违背了“天道”，就发生相克的连锁反映。 此外，五行学说还推延到天干地支这一纪时方法中。 如甲、乙为木（分别为阳木与阴木），丙、丁为火（分别为阳火和阴火），戊、己为土，庚、辛为金，壬、癸为水，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十二地支”也赋予了五行的内容。 因而使年月日时等时间也好像相生而产生。 而一些对此感兴趣的儒生们居然将记时方法进一步迷信化，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循环来给人的一生推运程。 看八字就是这样产生的，而这一迷信的方法，延续到现在依然有人趋之若鹜，甚至有很多人把它说成是“哲学”，在各地的迷信场所，无一不打着周易研究的招牌干着骗人的勾当。 而那些打着研究“古代哲学”的招牌出版的算命书籍，也就甚嚣尘上了。
阴阳五行作为世界观、方法论，曾经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实践、经济实践、军事实践、科技文化领域发挥过重要作用，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在各个领域制造了各种以五行为内容的循环理论，而最后将自己密封到这种循环领域中不能自拔。 几千年来，改朝换代的历史几乎在这种循环中没有突破， 而且反过来又深刻影响并强化了这种思维方式。 从正面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朴素的原始的直观式的思维方法，它注意从整体上看问题，也注意从运动中和联系中看问题，是宏观上把握世界的朴素方法。 而且，这种思维强调天与人、自然与社会以及身体与意识必须作为统一和谐的整体而存在，对我们现代社会环境保护、生态平衡有一定的意义。
但是，这种表明事物的变化和联系的方法是一种机械的、封闭的循环运行，带有宿命论的色彩。 它不能具体地描述各种运动、变化的规律，也不可能正确地揭示事物联系、变化过程的物质原因，只是神秘地、抽象地脱离具体条件、具体过程讲变化、联系和相互作用。 这是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中明显存在的注意质的变化却不注意量的精确考查、轻视逻辑推理和实证的重要表现，也表现了我们祖先在科学实证精神和数量分析方面存在的明显缺陷。
这种循环论的建立与发展在中国古代流行数千年， 当它构成并取得了在社会意识和学术思想领域里的支配地位后， 其强大久远的影响， 也不是短时期所能够消灭的。 比如看风水、推八字、看相等等。
而这些还只是表面的现象。 更为重要的就是，人们思维方式很难从过去那种单线的平面的思维模式转换成为现代的多维的思维方式。 例如，这种循环思维满足于封闭性的实用理性系统，既不能走向科学的实验观察、实验验证，也不能走向超越经验的理论思辩和抽象思维。 在性格方面，这种思维则表现为一种骄傲自大，固执保守，自我感觉超好，可谓夜郎自大。 因为五行循环完整无缺，自然流通，不必外求。 它否认并阻碍真正的进化，向前走的方向最终也是恢复到开始。 历史的演变也是天道的循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听天受命，没必要变化，导致中国历史上变化十分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