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自郭璞葛洪而后文学顿衰之原因

（一）关于国势者——自五胡乱起，典午东渡，中原士夫，播迁流离。加以州镇跋扈，忌刻为怀。是以孙绰取忌于桓温，谢混不容于刘裕，士气摧抑，文学遂深受其影响。
（二）关于学术者——孙兴公曰：《三都》、《两京》，五经之鼓吹，自典午东渡，经学不讲，士大夫皆役心于老庄之学。先是魏氏父子，好尚文词，何晏、王弼乃务为清谈以相胜，学穷柱下，理究《南华》，遒丽之辞，遂无闻于世矣。
（三）关于习尚者——自魏武尚放达，贱礼教，竹林七贤遂以任达闻。士大夫习于乐利，尚肯如平子《二京》、太冲《三都》苦心探索，至十年之久乎？且自三国以还，佛教隆盛，东晋士夫，好从之游，此亦跌荡虚无之习也。文学受损宜矣。

东晋自郭璞、葛洪之后文学出现明显衰退，这一现象是多重历史因素交织的结果，需从政治生态、社会结构、思想变迁及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等多维度解析：

一、政治环境的恶化

1. 门阀政治的僵化
   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格局导致文学创作阶层固化。世族子弟如王、谢子弟多沉溺玄谈（《世说新语》载"清言弥日"），而寒门才士如鲍照所言"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瓜步山楬文》），创作活力被抑制。

2. 北伐失败的心理创伤
   永和北伐（349-356年）与太和北伐（369年）接连失败，士人从"戮力王室，克复神州"（《晋书·祖逖传》）的豪情，转向"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世说新语·言语》）的虚无感，文学中的进取精神消退。

二、思想领域的嬗变

1. 玄学清谈的异化
   郭璞时代尚存"词赋为中兴之冠"（《晋书·郭璞传》）的创作热情，至东晋后期清谈沦为"口中雌黄"的表演。支遁《逍遥论》等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文学性严重削弱。

2. 佛教义理的冲击
   慧远庐山结社（402年）后，士人兴趣转向"形尽神不灭"的哲学辩论。谢灵运《辨宗论》等作品显示，文学让位于佛理探讨，正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言"因谈余气，流成文体"。

三、文学传承的断层

1. 地域文化的局限
   南渡文人"寄人国土，心常怀惭"（《世说新语·言语》），失去中原文化土壤。葛洪《抱朴子》尚存汉魏风骨，而后期文人如孙绰、许询等，作品多"皆平典似《道德论》"（《诗品》），丧失地域多样性。

2. 文学家族的衰落
   王导、谢安等文化世族在淝水之战（383年）后转向权力争夺。谢氏"芝兰玉树"（《晋书·谢安传》）的文学传统，至谢混时已仅剩"悟彼蟋蟀唱"（《游西池》）的颓靡之音。

四、社会结构的变动

1. 庄园经济的封闭性
   会稽庄园成为士族避世之所，王羲之兰亭雅集（353年）式的创作活动，演变为"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古诗十九首》）的享乐主义，文学失去社会关怀。

2. 寒门崛起的反作用
   刘裕等寒门武将掌权后，文化政策转向实用主义。裴松之注《三国志》式的学术工作取代文学创作，反映在《宋书·谢灵运传论》"自汉至魏，文体三变"的总结中，实则暗指晋末文风僵化。

五、文学内在规律使然

1. 文体创新的停滞
   郭璞《游仙诗》尚属"挺拔而为俊"（《文心雕龙·才略》），而后期玄言诗陷入模式化。陶渊明虽为异数，但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隐居选择（《晋书·隐逸传》），恰反映主流文坛的窒息状态。

2. 文学批评的误导
   钟嵘《诗品》将孙绰、许询列为中品，显示当时审美标准偏离。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的理论，在实践中异化为形式主义。

结语

东晋文学衰退本质是士族文化衰落的缩影。当王珣《孝武帝哀策文》沦为程式化应用文时，文学已失去建安风骨与太康气象。此颓势直至晋宋之际陶渊明、谢灵运出，方开启新变，但此时文学中心已随政治中心向刘宋转移。这一过程印证了《文心雕龙·时序》"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规律，显示出文学发展与社会变革的深刻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