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的冷酷面孔（之二）

两军对峙，兵戎相见，战争的双方常常并不处于单向制约的因果关系中，而是处于彼此消长、相互转化的阴阳关系中。 正如范蠡所说的那样：“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国语·越语下》）在这里，没有直来直去，而是迂回和进入。 直线的思维要不得，正所谓“欲速则不达”；而只有寻找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才能最终到达“目的地”，正所谓“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当这种“阴阳不测谓之神”的阴阳纠缠的思维形式进入到战争的战略战术研究，就出现了《孙子兵法》中的强弱、虚实、远近、真假等范畴。 正所谓“兵者，诡道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扰之，卑而骄之，逸而劳之，亲而离之。功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孙子兵法·计篇》）
正因为此，中国古代的很多军事家，比如孙武、范蠡、孙膑、韩信、赵奢，都是善于运用“阴阳”之间的这种相反相成、此消彼长的关系来分析战争中的刚柔、奇正、攻防、主客、虚实、劳逸诸种矛盾因素，有的甚至直接运用《周易》来推演兵法。
阴阳观念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本没有对错、好坏之分，关键是要看这种思维向何处运用和延伸。 就好比火药的发明，我们既可以用来开山辟路，也可以用来烧杀抢掠。
阴阳观念也是如此，它在自然领域中运用，我们顶多会说它不科学，但在战争领域就不一样了，它立即换了一个面孔，变得残酷无情。 因为在这场游戏中，赌注不是别的，而是人的生命。《孙子兵法》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正因为此，战场估计是世界上最卑鄙的地方了。 之所以卑鄙，是因为战场上没有父母，没有兄弟，没有朋友，没有人情，更没有道德，唯一有的就是生死。 抛开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不谈，单就战争本身而言，战争将人性中的恶全部暴露，同时也将人的智慧发挥到了极致。 所谓“以奇治兵”，说的就是要出其不意，不按常规方式出牌；所谓“兵以诈立”，则是说，弥漫在战场上的都是谎言，没有一丝的真实。 总之一句话，战争是一个没有游戏规则的游戏。
春秋时期，宋国的国君襄公向来主张以德治国，推崇仁义。 但就是这样一位仁君，历史却送给他一个绰号——“蠢猪式的军事家”（毛泽东语）。 因为他将治理国家的原则用于了领兵打仗，最终导致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 韩非子的寓言集《外储说·左上》中是这样记载的：
宋襄公与楚人战于涿谷上。 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济。右司马购强趋而谏曰：“楚人众，而宋人寡，请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击之，必败。”襄公曰：“寡人闻君子曰：‘不重伤，不擒二毛，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济而击之，害义。 请使楚人毕涉成陈，而后鼓士进之。”右司马曰：“君不爱宋民，腹心不完，特为义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陈矣，公乃鼓之。 宋人大败，公伤股。 三日而死。
历史往往是无情的。战争，尤其是古代社会中那些为争夺统治权力而互相厮杀的战争，总是要彻底撕掉那块“仁义道德”的遮羞布，以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展示于世。 于是乎，恪守“军礼”信条，奉行“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原则的宋襄公被不讲信义且又实力强大的楚军打得落花流水，大败亏输，成为战争舞台上的失败者。
战场估计都是小人的天下，是一个把“恶”赤裸裸地表现为“恶”的场所。 难怪马基雅弗利说“政治无道德”。在这里讲道德，简直就是迂腐。《资治通鉴》载：公元前340年，商鞅率秦兵攻打魏国。 魏国派公子昂率兵迎敌。 商鞅当年曾在魏国效力，与公子昂相交甚厚。 于是商鞅派人遗书于公子昂：“吾始与公子驩（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意思是说，我原来和公子您是至交，现在却是各为其主，兵戎相见，实在不忍。 我很想和公子您见面谈一谈，最好能握手言和，互相罢兵。 这样做不仅不伤害我们之间的情谊，对魏、秦两国的百姓也是有好处的。 天真的公子昂竟然相信了，“乃相与会。 盟已，饮。 而卫（商）鞅伏甲士，袭虏公子昂，因攻魏师，大破之。”①
就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打败了重情义的君子。 胜者为王败者寇，这就是战争所带来的强权逻辑和霸道哲学。 齐鲁之乡的宋襄公以仁义治国，本是一件令人尊敬的事情。 可惜，他将自己的原则过分放大，用其指挥战争，最终遭人诟病，授人以笑柄。公子昂何尝不是如此？ 重情谊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把情谊用在了不合适的场所，才遭了商鞅的暗算。
每个领域都有其所适用的思维原则，应该划开界限，不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地捆绑在一起。 而中国的文化却在根本上很难理清楚其中的是非曲直，“阴阳”思维四处撒播，使得精华与糟粕并存，珍珠与泥沙同在。 所谓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是一个天真的梦想，而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治兵，以无为取天下”的警告更是成了千古绝响。 中国的“阴阳”思维借助战争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反过来又渗透到了治国、人事、管理等其他社会领域，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太多的交际“兵法”、处世“兵法”、管理“兵法”、仕途“兵法”……不知道有多少“厚黑”、权术、阴谋诡计和尔虞我诈与这些所谓的“兵法”有关！ 翻开中国历史，中国人把太多的精力和才华都浪费在了人际关系的算计上，用在了权术的平衡上，以至于造成了大面积带有杀伤力的“内耗”，使得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几乎丧失了向外突破的力量。这估计正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大力反省的地方。
真理再向前一步就是谬误。此话不假，真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下面讲到中国传统中的谋略之学的时候，我们也许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
① 见《资治通鉴·卷第二》：军既相距，卫鞅遗公子昂书曰：“吾始与公子驩；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昂以为然，乃相与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袭虏公子昂，因攻魏师，大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