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为什么信上帝

同历史上其他民族的文明相比，华夏文明的一大特点就是缺少宗教精神。 但没有宗教精神未必是什么坏事情，正如我们中国人吃饭用的是筷子，而西方人用餐用的是刀叉一样，本身仅仅具有事实上的差别，而没有价值上的优劣。 但是，任何一种信仰体系的形成，除去特定的历史、经济因素，还应该到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中去寻找。 对中国文化而言，《周易》所打造的“阴阳”思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人的信仰和生存法则，呈现出异于其他文明的特殊形态。
线形思维模式影响下的民族，总是喜欢“刨根问底”和“上下求索”。 这不仅表现在对外在世界的态度上，也表现在人生态度和信仰上。 在对待外在世界的态度上，西方人总是喜欢向外探究，探索大自然的奥秘，研究宇宙的规律。 这使得西方产生出了辉煌灿烂的科学技术和义无反顾的科学精神（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技术，这个在世界上被称作“李约瑟难题”的问题我们还会详细谈）。
在人生信仰上，西方人向往天堂，而把现实生活看作偷吃禁果的“原罪”。 在这个方面，伊甸园的神话是富有启示的。《圣经·创世纪》中说：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后感到有些孤单， 便用泥土照着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亚当， 后来又用亚当的一条肋骨创造了夏娃。 上帝在东方辟了一个园子叫做伊甸园给亚当和夏娃居住，那里简直就是天堂。 在伊甸园里有许多树， 其中有两棵树最特别，一棵是生命之树，一棵是智慧之树。 据说吃了生命之树的果子可以长生不老，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便有了智慧。上帝告诫亚当和夏娃， 伊甸园中惟有智慧之树的果子不能吃，吃了就会死。但是后来亚当和夏娃禁不住蛇的诱惑，终于偷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于是悲剧发生了： 他们因此被赶出了伊甸园，被惩罚世世代代生活在大地上，永远也不能进入天堂，人必须一生一世都要为自己偷食禁果承担代价。
于是，在西方人的世界里，人的存在就成了一个悲剧：人一半是天使，而另一半是魔鬼。 像天使一样纯洁的是人的灵魂，而像魔鬼一样罪恶的是人的肉体。 人的一切贪念、欲望都来自于这个沉重的肉身，而牵引着人向上飞升的总是灵魂。 西方的很多哲学家对此都有精彩的论述：
我们肯定被要求把人类作为宇宙的精选成员，最智慧的存在！ 但是事实上人类处于神与禽兽之间，时而倾向一类，时而倾向另一类；有些人日益神圣，有些人变成野兽，大部分人保持中庸。 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意思是说：“天使”在人心中，“魔鬼”也在人心中。“天使”能生出理想、诚实、爱心、正直、廉洁、无私、欢乐……“魔鬼”能生出邪恶、残暴、冷酷、奸诈、贪婪、嫉妒、狂傲……“天使”会变为“魔鬼”，“魔鬼”也会变为“天使”，这虽然算不上什么规律，但却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存在。 ①——普罗提诺
人的理性和智慧决定了他本身是危险的动物。 人类在其完满时，是最优良的动物，但是如果违背法律和正义，他就是一切动物中最恶劣的；因为武装起不正义是比较危险的，人天生具有武装，这就是运用智慧和德性。 他可以把它们用于最坏的目的。所以，如果他无德，就会淫凶纵肆、贪婪无度，成为最肮脏、最残暴的动物。 ②——亚里士多德
没有那些非正义的事情，人们就不认识正义的名字。 正义和非正义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正因为有“魔鬼”的存在，人们才愈加感受到“天使”的善良和可爱，从而激发人们积极向上，勇往直前地去追求真、善、美；同样，没有那些正义的名字，人们就难以辨别非正义的事情。 也正因为有“天使”的存在，人们才愈加感受到“魔鬼”兽行的可憎，从而激发人们毫不留情地去同假、丑、恶作斗争。 ③——赫拉克里特
人的可悲之处并不在于人有一个肉体，而且还意识到自己有一个肉体。 猪也有“肉体”，但猪意识不到，所以无所谓快乐，也无所谓烦恼。 而人有“肉身”，自己还能意识到，并且终生的劳作就是要摆脱这个沉重“肉身”的原罪。 但是，摆脱“肉身”不是消灭“肉身”，因为人生的大限就是肉体的消失——人的死亡。 人的死亡是毁灭，而不是拯救。但是，人迟早要死亡，这是逃不掉了。 死亡的恐惧使西方人意识到了生命的有限。
为了克服死亡的恐惧，西方人发明了宗教，宣扬“灵魂不死”和“来世的幸福”。 正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说：“人生在世，不过是行色匆匆的旅客。”④在他看来，自然的道德生活可以使人得到尘世的幸福，但这种幸福是暂时的、虚幻的，只有神性的德性生活，才能使人换得永恒的、真正的幸福，即来世的天国幸福。 上帝是西方人的精神支柱，他的存在及微妙显现给生活在尘世中的人以慰藉，让人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死亡不可怕，因为人死亡以后会上天堂；这个世界的神秘并不可怕，因为上帝创造的这个尘世是和谐的，只要人发挥自己的理性，就能够认识到这种和谐；人遭受苦难并不可怕，因为上帝并不会抛弃他的任何一个子民。
就这样，西方人在现实存在的世界之外，又构造出了一个虚幻的彼岸世界。 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还是基督教中的“上帝”，都不过是这一彼岸世界的不同表述。于是，肉体/灵魂、天堂/地狱、今世/来世、此岸/彼岸、有限/无限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人只有在尘世生活中不断地朝向上帝，不断地体会“神”和“上帝”显示的一切，才能体会到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永恒。
马克思曾经对宗教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论述：“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⑤对西方人而言，现实正是无情的，人生也恰是无奈的，偷食禁果的原罪注定了一生的劳作才能换来救赎。 而这种救赎必须尽量摆脱罪恶的肉体。 基督教教义正是这么说的：“拯救灵魂，必须抛弃肉体。”这个说法弥漫着强烈的宗教情绪，它昭示着人的幸福不在现实中，而在通过信仰朝向上帝的过程中。 如果我们去读一读但丁的《神曲》和弥尔顿的《复乐园》，对这一点将会有更为形象的认识：里面不仅有高高在上“天堂”，还有十八层以下的“地狱”。 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完全取决于“因果报应”。 “天堂”和“地狱”，正是线性思维的产物，而所谓的“因果报应”也正是来自于“因果”的思维结构。
由此看来，上帝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是何等的重要！ 对他们来说，可以不吃饭，可以不睡觉，但却不能没有上帝。 没有上帝，生活就没有了依托，人生就失去了根本。 西方人的价值世界和精神家园正是这么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世界。 而正是世界给了自己意义和活下去的勇气，正如伯奈特在《早期希腊哲学》中所说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异乡人，身体是灵魂的坟墓，然而我们决不可以自杀以求逃避，因为我们是上帝的所有物，上帝是我们的牧人，没有他的命令我们就没有权利逃避。”⑥当年尼采喊出了那句“上帝死了”的惊世骇俗之言时，对西方人信仰的冲击和动摇，我们这些黄皮肤的人是远远无法体会的。
对一个民族文化而言，它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是纠缠在一起的，它的信仰和它的思维也是密不可分的。 西方之所以有着两千多年的基督教传统， 固然有着地理、经济方面的多方面因素，但西方人的线性思维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的文化也是如此，《周易》所打造的“阴阳鱼”式的思维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的方式。 而这也正是中国没有产生宗教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① 普罗提诺：《九章集·第六》，参见《论自然、凝思和太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③ 《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研究室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④ 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参见赵敦华：《西方哲学通史——古代中世纪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⑤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74年版。
⑥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