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文学发达之原因
(二)封建制之破坏——自幽厉后,中央集权,渐以陵夷,封建制因之瓦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兼并之事乃肆。君主务求贤以自辅,思想解放,言论自由。
(三)世卿制之颓废——如鲁有三家,郑有七穆,齐有高国,晋有六卿,虽以孔子、柳下之圣,不能执政。七雄驰逐,而纵横长短之说兴。或解草衣而攘相位,或起簦而为上卿。闻风者思所建树。是故门阀破,而人才得有发展之机。
(四)流派竞争之激烈——因列国之竞争而需人才,故各学说角异斗新,臧三耳之论,大九洲之谈,坚白同异之辩,合纵连横之策。儒之剽墨,孔之诋老,百家并起,论难相寻,自理由此出,文学自此盛矣。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大爆发的时代,文学与哲学、史学、政治学说相互交融,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文学发达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社会变革与政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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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崩乐坏,思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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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旧有的宗法制度瓦解,士人阶层崛起,对传统价值观(如“天命”“礼乐”)的质疑催生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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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论语》中孔子慨叹“礼崩乐坏”,《孟子》主张“民贵君轻”,均是对时代剧变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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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国争霸,需求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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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国为富国强兵,竞相招揽策士,推动论辩散文(如《战国策》中纵横家言论)和政治学说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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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苏秦、张仪等凭借雄辩之才游说列国,其言辞被记录为经典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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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教育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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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学兴起,士阶层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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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首开私学(“有教无类”),培养大批知识分子,推动文化下移。墨子、孟子等学派亦广收门徒,促进思想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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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通过著书立说(如《庄子》《韩非子》)实现政治抱负或学术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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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载体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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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简、帛书的使用使长篇著述成为可能(如《左传》近20万字),相比甲骨、青铜铭文更利于思想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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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想争鸣与学派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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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的多元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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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墨、法、名、阴阳等学派相互辩难,催生风格各异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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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孟子》气势磅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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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庄子》汪洋恣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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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韩非子》冷峻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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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学派为宣传主张,注重文辞技巧,如《墨子》重逻辑,《荀子》善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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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传统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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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修史(如鲁《春秋》、晋《乘》),推动历史散文发展,《左传》《国语》兼具文学性与史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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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学本体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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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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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散文:从语录体(《论语》)到专题论文(《荀子·劝学》),结构日趋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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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屈原融合楚地巫文化与个人抒情,开创浪漫主义传统(《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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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说理:庄子“庖丁解牛”、韩非“守株待兔”,以故事增强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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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艺术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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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手法丰富:比喻(《孟子》“民之归仁,犹水之就下”)、排比(《荀子·劝学》)、夸张(《庄子·逍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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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律化倾向:部分散文押韵(如《老子》),为汉赋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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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域文化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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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风格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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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中原)重理性(《孟子》),南方(楚地)尚浪漫(《九歌》),碰撞出文学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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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诗经》代表北方现实主义,《楚辞》代表南方神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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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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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风诗(《国风》)和楚地祭祀歌谣(《九歌》)为文人创作提供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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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春秋战国文学的发达,本质上是社会剧变、思想自由、技术革新与人才流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核心动力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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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需求(政治竞争需要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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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觉醒(士人阶层通过文学表达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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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积累(从口传到书面,从简略到系统)。
这一时期确立的文学范式(如论说、抒情、叙事)和思想深度,成为后世中国文学的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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