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发达之原因
(二)唐人于思想上受时代遏塞,故于文学上大显其活动。
(三)天宝乱后,民生流离,社会之组织日见动摇,故多从事文学以求精神上之安慰。
唐代文学(尤其是诗歌)的繁荣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巅峰现象,其发达原因可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多维度解析,具体如下:
一、开放包容的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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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取士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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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科"以诗赋取士"(《新唐书·选举志》),士人"十年磨一剑"的终极目标多为"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登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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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开创殿试制度,更使"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通典·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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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倡导的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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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设弘文馆、崇文馆,亲自作《帝京篇》引领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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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创建翰林院,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南陵别儿童入京》)的待诏经历成为文人理想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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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的相对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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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长恨歌》直讽皇室而未被究,反映"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容斋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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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繁荣发达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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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田制与租庸调保障文人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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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忆昔》)描绘的经济基础,使文人可"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元稹《遣悲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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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商业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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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东市、西市"四方珍奇,皆所积集"(《长安志》),催生"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的多元文化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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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网络促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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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设驿站1639所(《唐六典》),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为创作提供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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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融合的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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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交融的审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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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乐舞(如《霓裳羽衣曲》)推动"词山曲海"创作,王维《渭城曲》被谱为《阳关三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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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道思想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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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体现禅意,李白"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彰显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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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文风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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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称"江左宫商发越,河朔词义贞刚"(《隋书·文学传序》),至唐形成"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殷璠《河岳英灵集》)的兼容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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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普及与传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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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学私学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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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六学二馆(国子学、太学等)生徒达8000余人,民间如元德秀"聚徒教授,庾废寝食"(《新唐书·卓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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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版印刷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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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称白居易诗"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白氏长庆集序》),敦煌出土《金刚经》印本(868年)证明技术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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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壁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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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站、寺院题诗成风,"扬州禅智寺,李白题诗在上头"(张祜《纵游淮南》)成为特殊传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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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学自身的演进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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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裁的全面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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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体诗格律定型(沈佺期、宋之问完成),古体、乐府、歌行并行发展,韩柳古文运动革新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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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群体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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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宫廷诗人(上官仪)、士大夫(韩愈)到僧侣(皎然)、歌妓(薛涛),甚至出现"诗仙""诗圣""诗鬼"等个性化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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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理论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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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建构美学体系,殷璠《河岳英灵集》标举"风骨""兴象",引导创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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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际视野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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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唐使的文化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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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晁衡(阿倍仲麻吕)与王维、李白唱和,新罗留学生崔致远著《桂苑笔耕集》,形成跨国文学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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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文明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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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参边塞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融汇西域雪景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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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唐代文学的巅峰状态,实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的历史必然。安史之乱后,杜甫"诗史"般的创作更证明:盛世积累的文学能量,即使在乱世中也能转化为更深刻的精神表达。这种爆发式发展的背后,是制度保障、经济支撑、文化融合与个体天才的完美契合,正如宋人严羽《沧浪诗话》所言:"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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