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武帝时之辞赋家
汉武帝时期(前141—前87年)是汉代辞赋发展的鼎盛阶段,国力强盛、文化繁荣,辞赋创作呈现出恢弘壮丽、铺张扬厉的特点,确立了汉大赋的典型范式。这一时期的辞赋家以司马相如为核心,另有东方朔、枚皋等侍从文人,共同推动汉赋走向成熟。以下分述其代表人物及创作特征:
一、司马相如:汉大赋的集大成者
1. 生平与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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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8年),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因《子虚赋》受武帝赏识,成为宫廷文学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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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赋作契合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以宏阔的时空观和夸张的铺陈展现大汉帝国的气象。
2. 代表作品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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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虚赋》《上林赋》(合称《天子游猎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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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虚构子虚(楚)、乌有(齐)、亡是公(汉)三人对话,层层递进,最终以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压倒诸侯,宣扬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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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极尽铺排之能事,描写山川、物产、狩猎、宴乐,如“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拖于楯轩”以天文意象渲染宫苑之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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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表面颂美,实则暗含讽谏(“节俭”主题),但“劝百讽一”,效果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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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门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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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陈皇后作,开创“宫怨赋”题材,以细腻笔触写失宠妃嫔的哀怨,抒情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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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学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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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散体大赋的经典体制(问答体、空间铺陈、卒章讽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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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上“繁类成艳”(《文心雕龙》),大量使用生僻字、双声叠韵,形成瑰丽风格。
二、东方朔:诙谐讽喻的另类辞赋家
1. 生平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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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朔(前154—前93年)以滑稽善辩著称,为武帝俳优式侍臣,其赋作兼具娱乐性与批判性。
2. 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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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客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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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客问答形式,抒发文士在专制皇权下的压抑,如“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揭露帝王任意摆布人才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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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设难体”,影响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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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有先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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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虚构人物非有先生之口,讽谏帝王拒听忠言,语言隐晦而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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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风格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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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大赋颂美传统,以诙谐寓言表达对政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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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式灵活,介于骚体与散体之间,更具个性色彩。
三、枚皋:急就章与宫廷赋的速成者
1. 生平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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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皋(生卒年不详)为枚乘庶子,才思敏捷,常奉命即兴作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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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载其赋百二十篇,皆已散佚,今存《皇太子生赋》《立皇子禖祝》等残篇。
2. 文学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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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多为应制而作,内容浮夸,艺术成就不及司马相如,但反映了宫廷赋的功利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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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评其“敏给而乏庄”(《文心雕龙》),指其快速成文但缺乏深度。
四、其他辞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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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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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通《楚辞》得宠,赋作不传,但其经历反映武帝对辞赋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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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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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相儿经》《颂德赋》等,内容多歌功颂德,文学价值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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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武帝时期辞赋的整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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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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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颂扬帝国声威为主,兼有讽喻(如司马相如)与个人牢骚(如东方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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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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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体大赋成为主流,结构程式化(“始邪末正”),语言铺排堆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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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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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宫廷娱乐的工具,也是政治宣传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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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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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的赋作成为后世模仿的典范,如扬雄《甘泉赋》、班固《两都赋》均沿袭其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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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朔的讽喻传统在东汉抒情小赋中得到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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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通过“润色鸿业”的辞赋,将文学纳入中央集权的文化建构中,标志着文人侍从地位的确立。
附表:武帝时期主要辞赋家对比
作家 | 代表作品 | 风格特点 | 文学史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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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 | 《子虚赋》《上林赋》 | 铺张扬厉,劝百讽一 | 确立汉大赋体制 |
东方朔 | 《答客难》 | 诙谐寓言,批判现实 | 开创设难体,强化赋的批判性 |
枚皋 | (多已散佚) | 急就成章,应制颂美 | 反映宫廷赋的功利化 |
武帝时期的辞赋,既是汉代国力巅峰的文学映射,也暴露了宫廷文学的局限,为东汉赋风转向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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