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文学极盛其原因安在

（一）社会富厚有余裕以求智识之增进。
（二）君主之好尚——
（a）中央之崇尚（武帝好文学）
（b）侯国之倡导（如楚之诗，梁之辞赋，淮南之鼓吹老庄，河间四王之鼓吹儒教皆是。）
（三）乡学之发达——自孔子讲学泗水，学者相承，教育之权，禅于草野。汉初，田何、伏生、申公、辕固等，各以其学教授生徒甚众。

汉武帝时期（前141—前87年）文学之极盛，尤其是辞赋的繁荣，是多重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下从政治、经济、文化、君主个人因素等方面分析其兴盛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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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大一统与中央集权的强化

1. 帝国体制的巩固：

   • 汉武帝推行“推恩令”、盐铁官营、独尊儒术等政策，强化中央集权，形成空前统一的政治格局。

   • 文学需求：大一统帝国需要与之匹配的文化表达，辞赋的宏大叙事（如司马相如《上林赋》）成为宣扬国威的载体。

2. 文人地位的提升：

   • 武帝设立“乐府”机构采集民歌，并招揽司马相如、东方朔等文人作为“言语侍从之臣”，赋予其政治与文学双重身份。

   • 通过“贤良文学”选拔（如严助、朱买臣），文人得以凭借文才进入权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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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繁荣与物质基础

1. 文景之治的积累：

   • 汉初休养生息政策使国库充盈（《史记·平准书》：“京师之钱累巨万”），为武帝时期的文化活动提供物质保障。

2. 都市文化的兴起：

   • 长安、洛阳等大都市成为文人聚集地，奢侈享乐之风催生了描写宫苑、田猎、宴游的赋作（如《子虚赋》中的“云梦泽”虚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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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政策的推动

1.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董仲舒提出“天人三策”，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但武帝实际采取“外儒内法”策略，兼容多元文化。

   • 儒家“诗教”传统与辞赋的讽喻功能结合，为赋体文学赋予合法性（如司马相如赋“曲终奏雅”的讽谏模式）。

2. 楚文化的继承与改造：

   • 武帝出身楚地（沛郡），偏爱楚辞的浪漫风格，推动骚体赋向散体大赋转型。

   • 淮南王刘安编《淮南子》、整理《楚辞》，促进南北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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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君主个人因素

1. 汉武帝的文学偏好：

   • 武帝本人善诗赋（《瓠子歌》《秋风辞》存世），以“润色鸿业”为文学定位，直接鼓励创作。

   • 司马相如因《子虚赋》被召见，说明君主喜好对文风的决定性影响。

2. 功业心态的投射：

   • 武帝开疆拓土（击匈奴、通西域），追求“德被四夷”的盛世形象，辞赋的铺陈夸张与其功业心态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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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学内在的发展规律

1. 文体演进的必然：

   • 从先秦《楚辞》到汉初贾谊、枚乘的骚体赋，再到司马相如的散体大赋，文体逐渐成熟。

2. 竞争与创新机制：

   • 文人群体（如司马相如与枚皋）在宫廷中争奇斗艳，推动艺术技巧（如对偶、用典）的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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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外部交流的刺激

• 张骞通西域后，异域文化（如胡乐、珍宝）进入中原，赋作中“异物摹写”题材增多（见《上林赋》中的“翡翠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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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多重动因的交织

汉武帝时期文学的极盛，本质是政治统一、经济富足、文化开放、君主倡导共同作用的结果：

1. 政治需求：文学成为帝国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2. 物质基础：经济繁荣支撑文化消费；

3. 文化政策：儒术独尊与楚风浪漫并存；

4. 个人推动：武帝的文学趣味与功业野心；

5. 文体成熟：赋体自身发展至巅峰。

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如“汉赋四大家”皆受司马相如影响），也暴露了宫廷文学的局限（如形式大于内容），最终促使东汉文学向抒情化、批判性转向。